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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天穆:被拒绝的耶稣——基督教在蒙古传教的失败
关键字: 基督教蒙古帝国基督教传教英诺森四世成吉思汗忽必烈萨满教教廷不满足于这第一步,并将蒙古人皈依一事的重要性置于近东拉丁王国的存在之上。如同他们与希腊人的关系一样,他们答应以军事联盟报答其皈依。马尔顿(James Muldoon)认为这一安排存在一个严重的瑕疵,他写道:“教廷为希腊人和其他求援的人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变弱了,教皇似乎更加坚持在对方臣服后才答应提供援助,但实际上根本无力提供。”
教廷无法满足协议中的条件,例如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发动进攻,这样一来蒙古人就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了。教廷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即使在蒙古人看起来对基督教空前地兴趣盎然时,前往蒙古人地盘上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仍很匮乏。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可波罗家族。当波罗兄弟于1269年从忽必烈大汗的宫廷回来时,他们带回了大汗给教皇的信件。忽必烈要求教皇派100名有教养的人来教他基督教的教义。教皇只派出了两名传教士,他们刚到蒙古人的地盘就返回了。我们不能完全怪罪这两名传教士。有很多故事和流言说蒙古人是歌革(Gog)和玛各(Magog)之子,来自地狱,也有很多关于蒙古人行径的传说。因此,前往蒙古人控制的地区并居留数年,对于任何预期的志愿者而言都是令人畏惧的经历。
因此,教皇在与伊利汗的通信中经常只谈皈依,遣使送来的信中解释了基督徒对于统治者的教化。1291年,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遣使去见伊利汗旭烈兀之子帖古迭儿,后者的洗名也是尼古拉斯。
在这封信中,教皇尼古拉斯警告帖古迭儿,在使其他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不应显著改变其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特别警告了服饰的改变,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会引起皈依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尼古拉斯与之前的几任教皇不同,他认识到让皈依者既为蒙古人亦为基督徒(而非只是基督徒)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种认识来的太晚了。
如何看待基督教在蒙古传教的失败?
如何看待基督教在蒙古帝国传教的失败?答案可能部分关系到蒙古人如何看待自己。显然,他们相信是“长生天”授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统治大地。这一信仰被学者们命名为“腾格里主义”。腾格里主义中还包括一个观念,即天上只有一个神,地上只有一位大汗。
起初,蒙古人的敌手是游牧势力,与之有着类似的文化,通常也实践着相同的萨满教信仰。虽然乃蛮人和克烈人中都有景教徒,但我们并不清楚其基督教信仰有多深。这似乎是一种融合的形态,其中包含了传统的草原信仰。随着帝国的扩张,蒙古人遇到的文明拥有更为复杂的宗教实践,更加关注死后世界而不是天命。在蒙古人的生长环境中,死后世界与当下世界非常相似,因此蒙古人很可能认为强调死后世界的那些宗教没有什么用处。毕竟,如果生前为汗,死后亦必为汗。
而且在成吉思汗的眼中,这些宗教能为其信徒提供什么保护呢?他打败了克烈部的王罕和乃蛮部的诸汗等景教徒。正如豁儿赤预言的那样,他统一了蒙古诸部。随着蒙古征服了更多的国家,这进一步证实了蒙古人受天之命统治大地。
不仅如此,蒙古人也发现宗教可能是分裂的工具。于阗的穆斯林欢迎蒙古人的到来,宁愿接受一位未知的统治者也不愿被佛教徒统治,因为他们会遭到后者的迫害。蒙古人哪有什么动机去信仰这些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很自然地,蒙古人不想冒犯任何宗教,所以他们也不会进行宗教迫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相信蒙古人逐渐转向了一神教。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及了“长生天”,以及他们向域外政权致书的方式。不过,腾格里主义在13世纪中叶演化为一种更复杂的形态,如沙比拉(Sh. Bira)所论,它确实成了一种一神教。
沙比拉断言,腾格里主义是蒙古征服背后的力量源泉。但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观点。蒙古人确实相信他们统治世界是上天的旨意,但这是出于腾格里主义的宗教热情,抑或只是解释他们无与伦比的成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研究中的疑难所在。而非蒙古人是否是在相同的语境下理解腾格里主义的,也是很有疑问的。哈赞诺夫写道,蒙古人的一神教倾向“反映出的不是他们自身宗教的演化,而是信仰一神教的观察者们的渴望”。
总之,蒙古人能在帝国分裂之前拒绝皈依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原因有以下几条。首先,他们相信自己是奉天命征服世界的。腾格里主义的概念很有力量。在这一背景之下,基督徒的上帝、穆斯林的安拉以及所有其他关于神灵或天神的概念,都可以轻易地被纳入“腾格里”之中。人们如何称呼“天”并不重要,蒙哥汗说:“手有五指,天有诸道。”因此,既然人们信仰的是同一个“天”,为何要改宗呢?汗廷中举行的多次神学论争,对蒙古人而言一定是有趣而又费脑筋的,因为参加者的论辩都很哲学化。
这引出了第二点。既然他们崇拜同一位神,所以就没有理由在宗教层面迫害其他人。因此,蒙古人很自然地对所有宗教都十分宽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这种宽容扩大到所有宗教,只要他们不发表政治宣言威胁蒙古人的权力即可。
第三,对基督教而言,皈依是毫无理由的;而蒙古军队消灭了所有的反抗者。这些宗教看起来提供不了任何策略性益处。当然,蒙古人也没有迫害这些宗教的信徒,而他们对于崇奉一神的解释并没有产生让蒙古人改宗的吸引力。
最后,基督教向蒙古人传教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文化问题——禁酒。基督教并不禁酒,但拥有禁酒的观念。鲁布鲁克在前往蒙哥汗廷的途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在驻扎于黑海草原某地的蒙古军统帅斯合塔台的营帐中,鲁布鲁克遇到了一位想要改宗基督教的穆斯林,估计是一名突厥人。但这个人担心自己不能再喝忽迷思(即发酵马奶酒)了,这是游牧民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夏季。
鲁布鲁克非常喜爱忽迷思,便劝说此人,但是徒劳无功。鲁布鲁克在那里遇到了几名基督徒,包括希腊人、斡罗思人和阿兰人,他们怀有相同的感伤。基督徒不仅不可以喝忽迷思,而且如果喝了他们就不再是基督徒了,“牧师会将他们赶走,如同他们悖离了基督信仰一样”。
我们不清楚蒙古人是否听说过这一点,但蒙古帝国的很多基督徒都将忽迷思看作非洁食的。这也需要从宗教的视角来看。蒙古人是异教徒,那么对于这些东方的基督徒而言,蒙古人喜爱的饮品定然是不敬神的。无疑,牧师们会指出忽迷思不见载于《圣经》。对于天主教徒而言,鲁布鲁克很喜欢忽迷思,柏朗嘉宾甚至毫不在意,因为他们此前没有接触过草原文化,只是感到很新奇。
无论如何,随着蒙古人与东正教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如果蒙古人要皈依东正教,就必须戒除忽迷思,而这是他们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戒除忽迷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失去了“蒙古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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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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