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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名中国女孩在马来西亚被控“贩毒” 坚称遭蒙骗
关键字: 贩毒非洲马来西亚消失的“Love”
李曼和赵虹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相遇,两个姑娘相互印证后发现,她们联系过一个共同的QQ号码—— “Love”。
据深一度记者了解到,除去李曼和赵虹,另一位目前在马来西亚的服刑的大四女生白羽,也称自己是被“Love”所骗。她表示,是通过校友接触到这位“长居广州的外国朋友”,最初只是为了练习英语。2015年2月,“Love”也请求她帮忙携带衣服样品出境,从广州转香港至吉隆坡后,被搜出了1.23公斤海洛因。
被海关扣下后,赵虹反应迅速,她马上跟倩姐联系,“她的微信聊天记录我们都看了,我女儿第一句话就问她,倩姐,为什么这样对我?”赵虹父亲说。事发一周后,他赶往上海办理签证,并找“倩姐”了解情况,见到了上述聊天内容。
刚被捕时,赵虹还提出,要求和接货人联系,骗他说已经到了宾馆,让他去取箱子。但此时再给接货人打电话,已无人接听。
马来西亚法律中,相信宣誓的效力,律师让赵虹父母先搞个宣誓书。2015年9月,赵虹父母揣着宣誓书再度去上海找“倩姐”,让她签字画押。但当律师让倩姐亲自去马来西亚录口供,倩姐拒绝了。
“律师发了邀请函担保她人身安全,我们还给她打了五千块买机票,但她说她已经帮忙了,如果我们真要为难她,她要跑到外国去。”赵虹父亲说。
家属们也尝试钓背后的“大鱼”,证明女孩们对运毒一事一无所知。
李曼被捕后,大姐登上了她的QQ账号,假装她从马来西亚被释放,生气地质问“Love”。“Love”辩解,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毒品是给她送包的朋友搞的。
几次对话之后,“Love”起了疑心,一再要求跟李曼语音或视频,在遭到李曼大姐拒绝后,便再也没有回应。李勇试图找当时介绍姐姐和“Love”认识的那位女性朋友,这个人也没有再出现过。
律师给李曼家人指明了另一个方向,尽量找到当时的录像。李勇顺着姐姐的足迹来到广州,最后定位在越秀区一家商店。他向辖区警方求助调监控,但彼时,已经距离李曼被捕过去了半年多。警方告诉他,超过3个月,监控就没有了。
事实上,“Love”从来没有现身过,三个女孩均表示,将“样品”交给她们的另有其人。
白羽被捕后,家人向当地的外事侨务部门求助。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本俊受命与当地公安部门研究援助方案,在调阅了白羽和“Love”一百多页的聊天记录后,胡律师带着白羽的家人赶到广州找监控。
最后的监控,定点在了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该酒店是 “Love”给白羽预定的。2月2日,一名非洲裔人士在酒店门口等她,白羽跟他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拎着一个包。事后,她在律师探监时称,对方将她带到了附近一个公交车站,才把包交给她,而交接地点,恰好没有监控。
截止发稿时,“Love”的QQ和微信号码,仍在使用当中。
设法通过好友申请后,“Love”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来自南非,目前在广州从事服装、箱包等外贸生意,常往来于东南亚地区,但其社交空间中,并未有能证明其真实身份的资料。
在他的QQ空间的留言板上,有多位网友留言称,“不要被这个骗子骗到,他经常会变着花样骗中国女孩,让她们带衣服样品”。“Love”不懂中文,没有删除这些留言。
李曼的行李箱作为证物被呈上法庭
罪与罚
女孩们因“运毒”被捕,她们的家庭也被拖入了漫长且折磨人的诉讼之中。
赵家在农村,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更何况还有个九岁的小女儿。赵虹父母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工地上干活,一年要跑两个工地。
赵虹争气,大学时还出国交流过,一毕业就在上海的外企工作,半年后自主创业。“凭我女儿的学问和能力,自己挣钱一年能有几十万。”她的父亲说。赵虹刚出事的时候,他感觉“天都塌了下来”——大女儿刚供出来,小女儿才九岁,在去县公安局取女儿被捕的传真时,他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随着这份通知消失殆尽。
许是出于内疚,“倩姐”提出,要给赵虹妹妹买一份教育保险,一直供到她上大学,但赵父已经来不及想那么远的事了,他借了人家的钱,马上就得还。最后倩姐给他打了3000块。
李曼刚被抓那段时间,李勇只要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就忍不住流眼泪,“毒品只在网上看见过,从来没想过跟自己家人沾上关系”。父亲也难过,一提女儿就哭。
母亲成了顶梁柱。李母以前当过老师,婚后随丈夫做起了生意。先是包了一座采石场,后来开了个小型水泥厂,但效益一般,最后在老家倒腾种树养殖。
这一次女儿出了事,也是母亲打头阵,在吉隆坡,李母语言不通,晚上在麦当劳里过夜。打官司花钱多,她一个人在上海做了两份保洁挣钱。
白羽被捕后,胡本俊律师和姐姐很快去探望了她。一开始,白羽强忍着恐惧,看上去状态还算好,但毕竟年纪小,在律师和姐姐要走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母亲舍不得她,干脆跟到马来西亚,在当地领事馆的帮助下,找了一家吉隆坡中餐馆打了一年工。监狱每周允许探监一次,但餐馆距离监狱遥远,往返要两个多小时,白羽母亲只能每两周去看她一回。
律师费是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支出,请的律师是否专业,对当事者的定罪量刑有关键的作用。白羽家找了一家口碑极好的律所,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
“最后给了10万,我们实在没钱了,为了她的事欠债太多。”白羽母亲说。
胡本俊律师告诉记者,由于中方律师不能在国外代理案子,他只能从旁协助马方律师。白羽唯一的一线希望,是说服控方修改控状,将39(b)贩毒,变为39(a)拥有毒品。
白羽家人一回国,就去她就读的大学和实习单位,向老师、学生和同事收集她成绩优异和个人品德正直的材料。“另外,白羽所持有这个藏毒的箱子时间短。前一天晚上拿到箱子,第二天一早就登机,时间并不长。”胡本俊律师说。
这是为数不多获得轻判的案例。马方主控官修改了控状,白羽则接受“拥有1280.23克冰毒”处控罪,并表示认罪。2015年10月,白羽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去掉三分之一减刑期,她至少要在马来西亚的监狱里服刑9年。
2017年4月,李曼的案子开庭了,李勇作为证人出庭,并拿出大姐冒充李曼和“Love”的聊天记录。但他们的证据出现了严重失误——聊天记录并非截屏,而是打印了出来。在法庭上,这条证据被当场驳回。“人家就一个问题,你这个聊天记录,能不能被伪造?”李勇说。
据李勇称,后来,李曼和“Love”在2014年的聊天记录又不慎遗失,就更说不清这批毒品的来源了。
2017年5月,李曼一审被判处死刑,她提出了上诉。
李勇和母亲第四次来到马来西亚,向当地领事馆求助,但根据外交政策,中国公民在外国触犯当地法律的,按照当地法律处置,当地领事馆绝不干涉其内政与法律审理,只能帮他们找律师。
领事馆马路对面就是马华公会的大楼,李勇和母亲从大使馆出来,就进了马华协会的援助中心,听完他们的叙述,马华公会全国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决定帮他们一把。
“我们也不能干涉司法审判,只能帮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而已。”余家福律师告诉记者,李曼母亲和弟弟并非第一家求助的亲属,马华公会也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群体,他们也曾与中国领事馆交涉过,但能做的也只是一再呼吁提醒,让大家保持警惕,不要随便帮人带东西。
家属在马来西亚聘请律师的收据
- 原标题:马来西亚监狱里的中国“女毒贩”
- 责任编辑:何书睿
- 最后更新: 2018-03-26 19: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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