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著名学术期刊《自然》发布了社论文章《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称如果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不能阻止抗除草剂杂草的蔓延，社论以杂草苋藜（长芒苋）为反面案例说明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这篇文章在中国的转基因关注者中被广泛讨论，有生态学家称，这意味着美国的管理机构开始实质性关注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了。

社论表示，长芒苋的蔓延被普遍认为是源于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这类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当时，草甘膦是极有效果的除草剂，只有少数杂草抗性案例。在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农田里使用草甘膦既可以高效除杂草，又不至于误伤作物，因此草甘膦除草剂被年复一年的喷洒在转基因作物上。

然而长期使用相同的除草剂容易促进杂草抗性的产生，近年来，抗草甘膦的杂草开始在美国农田上肆掠，此后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等转基因作物广泛种植的国家也相继出现了类似情形。针对这一情况，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正在展开最新一轮的杂草控制行动，它要求化工企业监测抗性杂草并上报。根据美国的规定，在种植转基因作物时，需要在附近种植不抗虫的作物，还需要土地轮作或每隔几年更换除草剂。

《自然》社论：如果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不能阻止抗除草剂杂草的蔓延。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斌27日在《中国科学报》 发表文章称，这篇社论字里行间透露出，美国的管理机构开始实质性关注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了。

赵斌表示，美国环保署要求一些生产商监控抗性杂草的出现情况。在种植抗虫品种的转基因作物时，一般要求农民在附近同时种植非抗性植物作为害虫的避难所，以减少昆虫对作物抗性方面出现的选择压力。对待耐除草剂的作物，可采用类似的方式营造非抗性杂草的避难所，并要求农民每隔几年对作物或除草剂进行轮换。这表明，不管是监管机构还是农民都意识到低估杂草产生抗除草剂能力的后果。

但也有人表示，这种论点是“风、马、牛，不相及”，长芒苋越来越耐草甘膦除草剂，只能说明草甘膦除草剂不适用于阻止长芒苋杂草的生长。有什么根据认定长芒苋越来越耐草甘膦除草剂是种植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引起的？怎能归咎于“转基因生物生态”的风险？

长芒苋被称为“超级杂草”，每天能长6厘米，最高能长达2.5米，其繁殖力极强，能年产600000粒种子，而且具有坚韧的木质茎，甚至能破坏除草设备。更让人担忧的是，流行的除草剂草甘膦对这一杂草越来越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