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恩的开篇讲了德克萨斯这个通往民族国家的奇特中站的故事，是为提出他之后反复提及的观点。随着民族国家在19世纪初开始形成，主权——即最终控制权——往往很难被确认。在南边，种植园主通过加强军备来应对海地和北部大部分地区废除奴隶制的行动，这种军备的加强对美国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南部，都出现了类主权政治权威控制下的准军队和警察部队；脱离思想和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想法随处可见。

在北方也一样，政治主权广泛分布。自耕农的族长们控制着各种小农场，并主宰着乡村。他们小心翼翼地参与市场，但并不依赖商业获取生存和管理农场小封地所必须资料。在城市和工业城镇，权威也有类似的分布。工业已经发端，但只是偶然现象。公司基本闻所未闻，制造业只是小规模发展，工坊由工匠大师领导。美国最早的劳工运动就在这个年代出现，嗅到自己成为工匠大师的机会在不断变小的学徒们组织了这些运动，开始挑战传统的经济力量核心。

金钱经济并未深入美国社会，城市中产阶级也不可能在这种浅滩中形成。同时，“控制港口，船只，仓库，超期贷款”的大商人和“拥有最肥沃和地理位置最好的土地”的大地主才是统治阶级。如哈恩所言：“远距离的商品和人员转移，比生产方式和人员配置上的巨大变化中蕴含的活力要多得多。”他将这种战前的活力称为“市场集约”。贸易之轮运转飞快，但社会结构并未明显改变。让当时现存的社会结构容纳紧接下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西扩张，从土著和墨西哥国家手中夺取土地。

众所周知，这种扩张性动力导致了政治危机，这是因为它在美国领土境内制造了一批广泛分布的次主权群体：南部和西南方，种植园主建起的大面积棉花园; 自耕农遍布中西部; 摩门教徒在犹他州建立起独立的神权国家; 美洲原住民仍然掌控平原; 外来定居者发动了“血色堪萨斯”这种残酷的边界战争；矿工在加州淘金热中也是这样。对立的南北方统治阶级各自在混乱中试图将自己的秩序推广出去。

曾经的南方种植园

最重要的问题是奴隶制度。奴隶制推动者持续自发地试图征服加勒比和中美洲部分地区，以扩张奴隶制度的范围。他们坚定支持宗主权威，他们反对联邦对财产权所有限制——即他们畜奴的权利。这是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决定所确定的立场，正如首席法官罗杰·塔尼（Roger Taney）所写： 国会“不得违反宪法规定，建立自身权威，对地方政府实施管理”。

美国西部新征服的领土成为不断增加的资本主义市场压力的出口，因此，不同领土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妥协无法长久，最终，某种劳工制度和某个区域将占据主导地位。

新的共和国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了。哈恩将我们对亚伯拉罕·林肯的印象做了极具说服力的修正：支持他的政客不仅是反对奴隶制，也是民族国家主义者。林肯反对斯科特案的裁决，认为它“非法授予主权”：允许奴隶主们在全国范围无阻碍地，将奴隶遣往任意区域。共和党希望将自由变成“国家原则”，将奴隶制和摩门教称为“一对遗留的野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