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完善了谎言的艺术，逐步将管理团队中真正的专家清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二线的雇佣文人、谄媚者及其不称职的女婿。当面临需要成熟的领导才能解决的突发性复杂问题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会处理失当，然后推卸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角色失败，即便在情况更为糟糕的时代也不会出现。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只是对此略感惊讶。

美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可以做出正确乃至更好选择的声誉，又是怎样被挥霍掉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有一些大胆的猜想。

问题的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必须去争取、培育和保护的东西。尽管出现了前文所述的诸多警示，但这种自满情绪却使美国人愿意下注在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导层身上。

我倾向于认为，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被放宽的评价标准以及拒绝追究民众的责任。我们可以在许多的大学中看到，成绩通胀（grade inflation）的趋势根深蒂固，教师们少有动机对差劲的论文进行严厉批评，而学生们则将更多的关注放到体育队伍而非真正的学术成就上。最近的大学招生丑闻更是暴露出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钱的父母会不遗余力地让孩子进入其力所不能及的大学，而大学本身也同样为校友子女（“学校遗产”）或主要捐赠者的后代预留名额。

我关注高等教育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一行业最为了解，但上述问题却并不局限于此。在当代的美国，即便首席执行官们出现管理不善（比如波音），也可以带着数百万美元的“金元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离开；小布什政府内的高级官员和外部鼓吹的“啦啦队”欺骗了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使美国卷入了一场愚蠢的中东战争。

可是，他们之中却几乎没有人遭受到不利的职业影响或个人后果；华尔街的公司可以融合贪婪、漠视和欺诈来重创经济，但没有人会被调查，更不用说被起诉；功勋卓著的将军们喜欢在遥远的战场中“坚持到底”（staying the course）而又无法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却可以作为受人尊敬的专家，退休进入公司董事会并谋得高位。与此同时，告密者和恪尽职守的公务员却因为试图履行誓言而遭到诽谤、解雇甚至更为严重的对待。当正直和奉献没有回报，而失败又得不到惩罚时，一个国家的能力必然会受到损害。

美国国家能力的损害，来自于本身蕴含的自利文化。图片来源见水印

进一步推测的话，我怀疑更为广泛的自利文化潮流也是原因之一。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不是圣徒，但他确实将自己的成年生活奉献给了公共服务，并告诉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然而，当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美国人被告知：政府是敌人，“贪婪是好事”（引自电影《华尔街》），市场就是一切，公共服务要被贬低，傻瓜才会去纳税。数十年来，美国人花费大量时间来清理公共机构，但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对真正的“公共问题”却毫无准备。特朗普本人就是这种趋势的典范：一个严肃的国家，怎么可能选择一个明显不称职的且拥有长期失败与欺瞒记录的自我推销者作为国家领导人呢？

我是否夸大了这个案例？也许。的确还有很多的美国公司持续着出色而创新的工作，还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与学者们致力于寻找真相而不是赚快钱，还有很多地方、州和联邦的政治家与公务员更重视善举而非寻求连任或中饱私囊，还有很多敬业的教师和努力的学生在美国教育系统的各各层级之中。但是，腐败现象也同样普遍存在。

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衰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抛出“美国第一”的理念并有意选择脱离世界，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的理念或建议。他们也许会倾听，他们可能会不时地表示赞同，但对美国领导人所寄托的敬意却会逐渐褪去。一旦COVID-19疫情结束，美国人很可能会懊恼地发现其他声音（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这并不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但这个世界将会与美国人所习惯的有所不同。在变化的临界地带，世界政治的宽广轮廓和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方面，将不再会如从前一般偏袒美国。

这种情况能够得到解决吗？我不知道。文化腐朽不能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甚至“耶利米哀歌”来解决。人们或许希望当前的危机能够提醒足够多的美国人：让贤能而可靠的人担任关键领导职位至关重要，让相关人员为腐败、任人唯亲或完全无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有效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无论你喜欢的是强政府的福利国家还是弱政府的自由主义国家，你首先应当希望它拥有渊博而敬业的专家，从而可以采取具有能力的领导。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他都需要为其政府配备可以胜任被指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那些因为对某个人忠诚或谄媚才被选中的人。

美国人需要反思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获得招募和奖励的都是那些最善于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正是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花费了数月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来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却最终要让国民在三个白人老头之间做出选择。就此而言，美国人应该反思：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事实上，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但即使我们现在身处这种情形，也让我们废除荒谬的选举团制度——它确实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遗物，在系统地剥夺全国大部分地区选民的权力。

展望未来，政治的根本变革可能是我现在仅能看到的一线希望。当前，美国正在经历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但昔日的美国比现在更能应对这些挑战。当时，上一代的美国人最终应声而起，向本国和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做些什么。现在，美国人必须记住过往的经历，抛开过去几十年的傲慢、分裂和放纵，证明他们的国家仍然有能力找到什么需要去做——然后，他们就会去做需要去做的事情。

【本文为《外交政策》网站2020年3月23日文章，原载“同济战略派”，翻译：刘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