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西方，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

西方基本是从二战后开始逐步推行全民普选，美国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瑞士则是到了七十年代妇女才有投票权。全民普选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是能力，但在选举制度下，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突发事件、甚至非理性感觉都成为影响选举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

以21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为例，克林顿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特别是小布什总统，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时，民主党携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竟然败北，第二次民主党又企图利用他糟糕的执政水平想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态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一再胜选。

如果看看法国第五共和以来的总统，也是日益平庸：

密特朗上台后搞国有化。

希拉克改革遇挫后就当起什么也不干的老好人。

个性张扬、冲动、随便、花边新闻不断的萨科奇则完全不像一个令人尊重的国家领导者——他曾在记者云集的展览馆中公然以粗话辱骂一位拒绝与其握手的农民；一上台就先把自己的工资上涨140%；其因成绩差复读过、正在上大学年仅23岁的儿子，曾因学法律还拒不理睬保险公司对一场车祸的索赔而被告上法庭，竟被任命为巴黎也是欧洲最大商业中心的负责人；甚至选举年，他还敢派总统专机把在他国生病的孩子接回。

到了现在的奥朗德总统，连中国的自由派学者都看不下去了。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先生在2012年瑞信年会演讲中，把法国选出奥朗德称为政治闹剧，说他实在是傻得可爱，在国际舞台上都不会表现。那时，美国《商业周刊》已经称法国为“欧洲病夫”。

总体而言，西方民主的人才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中国的人才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级别岗位，然后通过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

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谨慎。

从本质上看，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当然民主之所以优于皇权时代，在于可以一定期限内进行更换，但和今天中国的“改革后体制”相比，则要逊色的多：中国不仅发挥了过去体制选拔人才的优势，还借鉴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

政治体制不同的逻辑自然导致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深陷危机而中国“改革后体制”一枝独秀。

西方难以选出优秀人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还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当然，西方民主的辩护者也自有其一套说词：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的素质要求较低。既然这样，何必还要举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选举？更何况过去他们是这样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由于可以更换不称职的领导人、选出优秀的人才，就能避免皇权专制时代昏君长期执政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制度表现要优于专制制度的根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西方社会个人选择的多样性、选举的高成本以及选举过程日益丑陋，都是西方难以产生优秀政治人物的一个原因。

西方一流人才往往进入收入更高的商界。这也很正常，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哪有资源哪就有人才。柯文哲201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就开始在社会招聘副市长，来了就问对方现在职业是什么、收入多少，一问就马上让对方走了——远远高于副市长的薪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根本就不要工资的原因，特朗普还说白宫是他住过的最寒酸的地方。

当然，这些商界人士成功了再从政，可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布隆伯格当了三届长达十二年的市长，虽然工资不要，但家族资产暴涨。特朗普一当选，他的地产项目在全球纷纷绿灯，遍地开花，甚至他在中国申请的专利也迅速被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