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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政府不能干预市场吗?股市正在告诉我们答案
——从双层市场看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关键字: 股市市场自由主义全球化要素市场权利生产要素有上可知,对于这两个运行规律截然不同的市场,就不能简单套用相同的市场治理结构;相反,应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不同的市场类别探索与建立适应的各自需要的市场治理结构。这里说的市场治理结构,是指具体市场领域中的政府、核心企业、以及市场自发力量这三者的职能与相互关系。我们说不同市场中不同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市场领域的特征,形成不同的政府、核心企业与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即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与自发运动基本上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那么,政府主要职能就是维护公平竞争,比如反垄断、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产业规制行动。也就是说,在普通商品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维护性规管方面。这也就是近似于古典经济学中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定位了。
但是,在要素市场这一领域中,本来就是由国家、核心公司、市场自发力量三者共同参与,形成该市场的实际运行结果。因此,这一市场领域中的市场治理结构与市场运行结构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决定性的。在这一领域,市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国家不介入这一市场运作,资本权力的操纵仍然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使一个国家迷信市场万能而远离要素市场,其它国家的政治权力照样会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争夺本国要素供给优势。
双层市场与国富国穷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中,是要素市场的运行结果直接影响普通商品市场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一国经济体系的整体竞争能力取决于双层市场的治理关系;因此,政府如何构建这个双层市场的关系,便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效能与效率。
就是说,在传统教科书所述及的公共服务提供之外,也有综合运用经贸、政治、外教及舆论等综合工具,有效参与全球性重大生产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资源开发与市场交易,从而营造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要素供给能力,以保障要素供给,实现合理的要素价格。但是,政府在履行这一协调整合职能的时候,又必须注意另一方面,即建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过程不会对普通商品市场的公平竞争产生长期压制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可以保持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与创新活力。
从双层市场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西方崛起、亚非拉不发达和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我们知道,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17中,西方世界崛起为发达国家是因为率先建立了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政体,从而激发了竞争与创新活力,推动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发展与升级,得以创造出产业领先、收入增长的社会经济。
而对比之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沦落为不发达和贫困落后之地,则是因为政治失灵导致了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市场体系在政府压制与绑架之下,扭曲变形,丧失活力,非但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推动创新与企业家创业,反而成了政商勾结,设租寻租的场所,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停滞,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陷入诸如“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困境之中。简答说,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描述的世界,西方社会的现代崛起像是一首平和悠扬的田园牧歌,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则是自作自受,命不如人!
由本文的基本理论推断,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不可能单纯依靠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而必然要经过政治-资本权力的整合解决长期发展所需要的重大生产要素供给。细查英国工业革命发轫至今的各国发展史实,完全符合上述推断。大体说来,由于对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相互关系的不同治理方式上存在模式之别,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落后。
第一类,西方世界的崛起:战略性要素供给体系与竞争性普通商品市场。历史表明,英美等国的崛起过程中,既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充分竞争和创业创新的精彩篇章,也有国家与私人公司携手开发全球基本要素供给和海外市场的运筹谋划。马克思提出“资本原始积累”18这一概念及其主要表现方式,说明了由圈地运动、殖民侵略、奴隶贸易、美洲白银开发、关税制度等工具组合而成的基本生产要素攫取体系,是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能够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美国的崛起除了借用了英国资本与技术外,更是建立在对美洲大陆原住民的奴役和土地侵占的基础之上。至于东亚率先工业化的日本,固然有明治维新之功,但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才是解决日本工业化资金、原料供应及市场的最大力量。
第二类,不发达国家:依附性要素行业与扭曲的普通商品市场。既然西方世界的崛起依靠了对后发国家基本要素市场的战略性攫取,那么,西方的发达必然意味着亚非拉基本要素产业被绑架在西方崛起的车轮之上,丧失了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早期出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式中,先发国家的资本在暴力支持下直接开发亚非拉地区的丰富能源资源,成为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而亚非拉地区则沦为矿产与原料产地,除了在矿产地形成少数由矿产所有者、庄园主及殖民者聚居控制的城市、形成依靠进口的畸形消费,而这些地区的本地产业则被扼杀,广大劳工沦为奴隶半奴隶状态,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却只勉强生存的最低工资。结果,国内市场狭小,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大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富人便倒向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保护。
在这种畸形情况下,表面上看是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市场发育不良,而背后则是先发国家的掠夺性资源开发扭曲并固化了这些后发展地区的畸形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
平心而论,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复杂尖锐的内部阵痛,发生过诸如暴动、起义、战争、革命等多种危机的挑战,但是借助殖民地提供廉价的资源、扩大的市场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和社会矛盾的冗余空间,西方渡过了这些灾变,成功崛起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地区则陷入体系的边缘,长久依附于中心的运转。
国际著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彼得•伊文斯,贡德•弗兰克,国内学者如北大的韩毓海等人,对此过程都有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可以说,西方世界率先崛起的过程既是一个内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与产业革命的经济增长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殖民扩张掠夺亚非拉人民资源的政治压迫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终结了旧式殖民主义。但西方发达国家便改为依靠历史形成的产业、金融、政治、军事等多种优势,巧妙构建了一套由国际机构与国际条约构成的新控制体系。
这一新体系下,广大亚非拉国家有了一定的工业化机会,现代产业经济有所进展,但是在历史形成的基本要素市场严重依附中心国家的约束下,发展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对外部资本、市场、技术、管理全面依赖,经济发展长期被迫附庸于中心发达国家的发展节奏,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往往出现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惨局,最终形成依附式发展的格局。
第三,中国道路:战略自主性要素产业建构与一般产业发展体制的动态匹配。如果说,西方世界由于将全球基本要素供给的战略性建构和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性运行相结合,故而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由于对自然禀赋的能源、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丧失自主开发的主权,并由此引发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萎缩、扭曲与畸形,从而掉入长期落后的陷阱;那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获得成功,新生的共和国着手谋划国家经济发展之时,上述两种道路自然就被否定了。
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惨痛教训摆在那儿,只能走基本要素产业的自主发展之路;但西方先发达国家的掠夺扩张搞工业化的路也不可学,因此只能走自己的中国道路。现在来看,这条自主工业化之路的特征就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环境,确定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相应采取不同的基本要素产业建构和普通商品部门发展的体制安排。这个“环境-战略-体制”的战略选择体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65年,并在这65年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建设成为蒸蒸日上的世界经济强国。
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处于内忧外患、列强联手图谋扼杀新中国的时代环境中,国家独立与生存成了头等大事。而当时又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落后国情。在这些内外约束下,新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建立相对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以此对接当时苏联的工业化项目援助,并有能力把农业剩余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用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既首先打造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也尽快形成必不可缺的国防工业基础。
当然,在这一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一般性商品部门的竞争与创新活力是被压抑了;而且由于缺乏市场,价值规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了产品供求失衡和投资规模失控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效率上的损失。就是说,前30年的集权型计划经济一方面实现了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自主发展和国家初级工业化的成功,但因整体效率的下降又使这一发展难以持续。
在此背景下,经由第二个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般商品部门实现了市场化,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释放了市场机制在普通商品产业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基础性要素产业仍然保留了战略管控,这涉及到对资金、土地、外汇、能源、基础原材料等关键生产要素,涉及其产能布局、贸易政策、技术引进、使用方向等多个方面,更涉及到对这些关键要素的价格控制。
虽然,这些对关键生产要素的管控肯定存在种种微观效率损失,而且也因此饱受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诟病,但是,从宏观来看,这一组关键要素的管控体系的最大功能,其实是在充满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双重风险的环境中,为中国经济保障了基本要素(包括外汇)的充裕供给和资本、土地、能源等关键要素的相对低价,从而建构了世界性的成本洼地。
这一切又在一般制造业部门市场化活力的互动激荡之下,汇合成中国式工业革命和超常规增长的宏伟乐章。其结果,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负担最重的大国,仅仅用30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人类经济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初级工业化向中后期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跃迁。而这当中,对基本要素产业的战略建构和对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化改革二者之间的互动配合,乃是关键所在。
准确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双层结构,我们更能看清新中国65年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更能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在发展道路上起承转合的连续性。前一个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促成了农业剩余向工业资本的大规模转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为后一个30年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基本要素保障。
而后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则通过激活普通商品市场的创新发展活力,把上述自主要素供给体系的内在优势释放出来,实现了普通商品产业的革命性发展,而反过来以大规模市场效应强力拉动了基础要素产业群(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更为亮丽的崛起,从而造就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奇迹。
可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基,后30年为前30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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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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