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在国际法学界引起了争议。反对者认为，“两不”立场过于消极，有损中国权益，倘若主动参与，或有望说服仲裁法庭做出无管辖权的裁决。支持者则认为，即使主动参与，也于事无补；无论管辖权争议，还是实体性争端，中方都不太可能胜诉；既然料定赢不了“官司”，就不如索性置之不理。

作为国际法的外行，我对上述两种对立主张都不敢妄加评论，也没兴趣去仔细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那些与本案相关的条款。我只晓得，《公约》于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中国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几乎没有参与制定的机会。虽于1996年加入《公约》，但这是根据当时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做出的选择，如今时过境迁，若有机会重来，恐将另当别论。

内行才去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就够了，好在我从没觉得这些条款有多么重要（至少不像国际法专家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在我看来，南海仲裁案，中国是否参与，主要是个国际政治问题，与国际法关系不大。其中确有些“热闹”可看，尤其是那些国际政治较量中微妙的“心理学”因素。“国家心理学”这个词听起来很唬人，但我要讲的道理不过是常识而已，没什么专业知识。国际法专家们讨论问题，自然都是很专业的，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了常识。

有时候，我觉得“国际法”这个词就很可笑，多少有点“扯虎皮”的意思，说白了，国际法只是被称作“法”而已。当然，名称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清楚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由于国家之间形成的秩序，在时间上要远远落后于人和人之间形成的秩序，所以国际法其实只是一种初级秩序，类似于公共权力产生之前人和人之间的秩序。那个代行公共权力或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国家拥有“霸权”，强国争霸是国际秩序中的主旋律。在这个意义上，把国际法称作“强盗法”实不为过，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还是“拳头硬的说了算”。

正因为如此，尽管嘴上不明说，但我们心里清楚，评价国家行为和人类行为所采用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话说出来多么义正言辞，但若是用在某个人身上，就等于指责他太自私了，几近于“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同样，“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只在描述国家行为时才显得大义凛然，因为文明社会早已放弃了野蛮时代鼓励复仇的道德法则。人际关系已经进入了文明，但国际关系还处在“野蛮时代”。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苏、美、英等战胜国拟定如何瓜分世界，雅尔塔格局初步形成。随后大国协商成立联合国，用以协调大国之间的冲突，也被用来解决小国之间的纠纷，必要时还可动用武力。一系列国际公约相继出台，这就是现行国际法，它本质上是战胜国为世界定下的规矩，而国际法庭则基本上是大国为小国撑腰做主的机构。

国际法不仅是制裁的法则，而且是舆论谴责的依据。在国际社会，国际法是可以摆上台面的道理，即使心里不认，但嘴上仍要说得冠冕堂皇。相反，许多“硬道理”虽上不了台面，但大家骨子里认。“强盗逻辑”貌似国际法的对立面，但实际上却是国际法的基础。现行国际法的“元规则”还是“实力界定权利”，这个“元规则”是如此了了分明，以至于根本无需白纸黑字。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编绘出版《南海诸岛位置图》，以11段断续线标绘了未定国界线。次年初，国民政府将此图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并公开发行，正式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南海海洋疆域的主权。在此过程前后国际社会并无异议，这是因为，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理应分点战争红利；对此，西方列强心知肚明，若是当时一口拒绝，面子上恐怕是过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