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斯·斯诺斯是一位联邦调查局发言人。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处理国外人质谈判问题上，联邦调查局从2002年起就一直遵从这道总统令。由于这项总统令是保密的，他不能提供相关细节，包括政府是否为解救人质付过赎金。联邦调查局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说：“在调查国际人质绑架事件中，联邦调查局优先考虑的是美国公民安全返国。由于每例绑架事件的具体情况不同，联邦调查局一直与政府其他部门紧密合作，确保考虑到每一个可行方案。为了使这些方案实施起来行之有效，同时也出于对人质亲属的尊重，我们几乎从来不公开讨论相关细节。”

当这几名美国人质在“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的诸多监狱间转辗并日渐萎靡的同时，至少已有十五名与他们一起关押的人质已经获释。这十五名人质除一人外全是欧洲人，他们的获释主要归功于政府、雇主和家人主动强硬的交涉谈判，其中包括支付赎金。

一些有着几十年人质谈判经验的退休官员认为，除支付赎金外，华盛顿本应考虑其他办法，比如请求卡塔尔等第三国从中调解，或交换俘虏。不久前，法国便成功地说服马里释放四名“基地组织”成员，换取法国籍人质。

曾被关押在马里的法籍人质瑟奇・拉扎维奇被释放后拥抱法国总统奥朗德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允许人质亲属自己支付赎金。两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说，本世纪最初几年这是人质获释的标准途径。然而，这几个美国人质的亲属却被告知，如果他们支付赎金可能遭到起诉。而那些无视警告决定自己支付赎金的亲属在具体操作上则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有不少骗子装作绑架者企图骗取赎金，而政府对他们几乎不提供指导。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成功赎出本国人质，虽然美国和这些国家都签有情报共享协议，但积极营救人质的美国人却无法知悉这些欧洲谈判方是通过什么渠道与武装分子沟通的。

在这起人质事件结束前最后几个星期，人质的亲属孤注一掷自己承担起谈判方的角色。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获取机密情报的途径，他们的举措带来了悲剧的结果。

被斩首的人质詹姆斯·弗雷是为《全球邮报》工作的摄影师和记者。这个网络出版物的总编认为要确保他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质的获释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与绑架者交涉并支付一定的赎金，二是通过冒险性极高的军事行动把他们强抢出来。参照欧洲人质安全获释的先例，第一个办法是最明智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称，政府知道人质亲属对官方交流沟通的方式有看法，这已经促使政府检查政府部门对人质绑架事件做出的回应。这位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宣称，“政府在尽可能向人质亲属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信息的同时,要确保为安全营救人质做出的诸多努力不受破坏，并保证重要的情报线人安全不受威胁。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情报线人，他们是我们赖以与卑鄙的恐怖分子作斗争的重要资源。”

人质回家

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人质谈判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全权负责。从1993年开始，到2003退休，诺艾斯纳说他可以全权处理海外绑架事件。他的部门可以与绑架者交涉并指导人质亲属支付赎金，他的行动组解救了90%的人质。“我们自己不支付赎金，在官方口径上我们也不提倡这样做，但如果人质家属想这样做，我们持默许态度。国务院不喜欢我们的做法。我们主要的工作时调查犯罪和逮捕罪犯，但救出人质才称得上真正的成功。通常不交赎金人质是救不出来的。”诺艾斯纳和他的手下遵照的是联邦调查局《调查行动手册及指南》中提到的“是否支付赎金由人质亲属决定。”虽然这针对的是国内绑架，诺艾斯纳在处理国际绑架事件时也遵从这一原则。联邦调查局发言人斯诺斯先生拒绝对手册中是否还有这句话发表评论。

诺艾斯纳和另一位前联邦调查局行动人员指出，“911”事件以后人质问题的重心从直接交涉转向军事解决。联邦调查局只是众多处理绑架事件的机构之一。结果是人质亲属常常受到互相矛盾的引导。

一名获释人质的母亲说：“去年早些时候，所有人质的家属都去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我们，与恐怖分子谈判或支付赎金都是违背国家政策的；可是联邦调查局却说‘我们有多次与恐怖分子谈判的经验，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去谈判，帮助你们。’所以我们到底该听谁的？”

据詹姆斯·弗雷的母亲说，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先后三次告诉她和她的家人要是他们支付赎金，可能将遭到起诉。但他们决定不顾一切开始筹钱，这一举措部分仰赖于查尔斯·瑞基尼的建议指导。瑞基尼有二十一年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经验，现在是那个寻找詹姆斯·弗雷的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作为联邦调查局人质谈判的老手，瑞基尼知道存在行动人员帮助人质亲属安排支付赎金的先例。他也指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那道规定如何处理绑架事件的机密总统令中，有一种例外情况，只要政府利用赎金引蛇出洞，是以抓住绑架者最终拿回赎金为前提的，即可破例支付赎金。瑞基尼说这种例外情况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2002年试图解救被菲律宾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绑架的两名美国牧师的行动中。据一位曾参与行动的官员说，这次解救并不顺利：一个人质被杀而且三十万美元的赎金只拿回一部分。瑞基尼说，“只要他们愿意，高层领导们是有多种选择的，包括付赎金，不管这笔钱来自人质亲属的还是政府。现在，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没有这种意愿。”

一个令人胆寒的效应

在叙利亚内战的外缘，一个云谲波诡的秘密社会已经形成，谍报人员和军事人员混杂在加齐安泰普等城市的咖啡馆里，那里的圣战分子和其同伙们靠向美国行动人员出卖情报谋生。其中的一名从叙利亚空军叛变的白发将军现在为一股叛乱分子收集情报。他说他曾帮助寻找过詹姆斯·弗雷。据这位不愿暴露身份的将军说，一名“伊斯兰国”的指挥官找过他，这个指挥官在想办法脱离该组织，他声称自己能进到拉卡市内一所当时关押着这些美国人质的监狱，只要美国方面支付75万美元并承诺政治避难，他可以把詹姆斯.弗雷秘密带到土耳其。这名将军说他派助手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汇报，但那里的官员给出的回复令他失望。“他们根本不想知道细节，马上否决了这个提议，只是反复说‘我们不跟恐怖分子谈判。’”当被问及有关这名将军联系使馆的问题时，美国驻土使馆发言人表示应向华盛顿方面询问，而华盛顿的官员则不愿对这个特别的插曲发表评论。

另外两个叛乱组织的战斗人员讲述了相似的经历，据传其中一人曾在释放丹麦、德国和意大利人质中起过作用。他们中的一个说，在去年7月美国解救人质的军事突袭失败后不久，“伊斯兰国”派酋长特使带着一封谈判授权信到了加齐安泰普。他把这名特使带去见一位美国情报官员，他只知道这位官员叫戴伦，但不确定这是否是真名。

“我见到了戴伦，可他拒绝会见那位特使。我跟他说‘酋长是来这儿谈判的。’戴伦责怪我说‘我们不跟恐怖分子见面。’我跟他说‘如果你们不与“伊斯兰国”会谈，不把他们当做一个国家来交涉，会引起很糟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