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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孔子像立而后废,儒家“花果飘零”了吗?
关键字: 儒学当代儒学儒家孔子孔子像
三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家与政治权力的分离,是一种不可逆的文明史事件。若采用一种不那么宏观的视角,则不难发现此事件是非常突兀的,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是严重的。
鸦片战争以降,民族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结构性整体性的改革势在必行,1905年之废科举只是巨大压力所至的必然选择。“共和”之后,救亡图存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有减轻,故之后激进主义思潮波诡云谲,风雷激荡,变法与革命此起彼伏,方兴方衰,中国由此翻江倒海折腾了大半个世纪。正是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传统儒家被不可逆转地边缘化了,即便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也无法终结这种局面。
于是有论者认为,是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导致其“花果飘零”,甚至有儒家已成“孤魂野鬼”的悲叹。如果采取宏观历史的视角,不难看出,所谓“花果飘零”论、“孤魂野鬼”论,其实都是晚清以来受害者心态的反映。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文明的复兴,国家的不断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成为一支主导性力量,受害者心态定然已经过时,继续沉湎其中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认清了这一大局,就不会认识不到,儒家走出庙堂,下到社会和学院,自此仅扮演道德、心性层面和学术领域多个角色中的一个,且远不如从前重要的一个(除其他宗教外,又增添了现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是一种必得付出的代价。考虑到先发国家无一不经历了一个宗教与政治权力脱钩的过程,就更其如此了。
习近平为澳洲一孔子学院揭牌
事实是,历史上儒家的功能相当于欧美的基督教、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等,尽管与它们相比,儒家气质更温和,表现得也更开明、开放。但无论如何,儒家不等于中国文明本身。对于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大历史共同体来说,文明精神的传承不仅靠儒家(甚至主要靠儒家),也有佛、道、回、耶和民间宗教的功劳。更何况,一个文明除了有精神、文化的维度,还有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政治力、军事力等维度。
也应看到,在欧美,宗教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状态之被打破即政教分离,是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长达三四百年,故所造成的社会振荡明显不如现代中国那么剧烈。相比之下,由于儒家与政治权力的脱钩非常突然,再加激进思潮的冲击和驱逐列强、国内革命战争、尽快实现现代化之巨大压力,结果造成长时间的政治振荡、社会失治、价值失范、人心不古。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也仍未结束,是一个执政者、学界乃至普通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
尽管问题很多,甚至乱象丛生,但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之外第一个整体性实现现代化的文明,中国是第一个能与西方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展开博弈的大国,且在可见的未来,全球权力天平必将越来越多地朝中国倾斜。因而很清楚,儒家与政治权力分离,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最终说来对于中国文明而言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悲情主义地认为从此儒家便“花果飘零”,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的位置怎么摆?考虑到近代以来各大宗教无不经历一个与权力分离,被现代世俗价值观边缘化的过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欧美固然有诸多现代性问题,但欧美知识人会哀叹基督教“花果飘零”吗?
至于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一类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只要尊重常识,只要对国际学界的主流立场有基本的了解,就不会继续沉湎于激进主义思维,对儒家作这种庸人主义的否定了。儒家社会固然没能率先开出现代民主,但早早就开出了为其他文明所艳羡的经济自由主义,早早就废除了以出身来分配权力、占有资源的贵族制度,早早就开出了科举这种使社会阶层得以上下自由流动的社会政治体制,从而为华夏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更为开出现代形态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打下了深厚基础。在当今发达国家,现代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可能,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前提、是关键。凡是尚未开出稳定秩序的国家便搞了欧美式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如所周知,儒家是一种重精神的生命形态,儒家教诲的传承历来重心传而非形传。既如此,就没有必要在敏感场所立孔子像以高调宣示儒家精神,更何况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比它所容涵的某种宗教或哲学更加宏大,而任何一个精进健动、生生不息的文明,都应是一个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
四
晚清至今,中国文明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剧烈变局。从短期看,这种变局对中国人来说虽意味着屈辱、失落、痛苦,更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急剧转型、社会政治格局的激烈动荡,但从长期看,这种大变局是宏观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中国文明在一种缺乏刺激的地理-文化环境中自主演进已实在太久,而任何一个文明要保持健康活力,都得有足够强的精神刺激,都得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任何一个文明就其本质来讲,都应是一个既能守持其同一性又不断演化发展的历史文化体系,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吐故纳新的精神有机体。唯其如此,文明才可能长久地生存并发展壮大。
事实上近代以来,不仅各非西方文明都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即“西方化”的过程,文艺复兴以降西方文明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虽如此,当今伊斯兰、印度、中国和西方文明仍然是其所是,其同一性依然为伊斯兰、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所规定。期间,各文明当然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是深刻的变化,但它们的本质性特征依然成立。从精神形态的角度看,以儒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为精神内核的各主要非西方文明并没有因为大量吸纳西方元素而丧失其固有的同一性;西方文明也没有因为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启蒙运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而丧失其固有的同一性。
另一方面,一个健康的文明必须有一种遗忘或“删除”机制。只有不断摈弃那些在新形势下已丧失了原有相关性的旧质素,才可能进行一种“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重构。正是因了这种“删除”旧信息、“输入”新信息或吐故纳新的机制,一个文明才可能长久保持其青春活力。换句话说,一个文明的同一性并非静止不动,而总是处在演进生长的过程之中。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文明的同一性的重大变化恰恰肇始于外来要素的结构性注入。
印度文明藉着佛教传入华夏世界后,与儒家、道家经过上千年的碰撞磨合,最后与本土要素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明显提升了中国文明,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创造性地吸纳利用西方文明要素;在此过程——一个仅持续了一百多年,比佛教融入中土速度快得多的过程—— 中,华夏要素与外来文化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文明复兴便由此发生。从此,中国文明的品性不同于以往,而已打上现代精神的烙印;它虽由此成为现代文明一重要组成部分,却仍是中国文明。
古代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情形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在希腊人大举入侵西亚之前,这里叙利亚文明的成长所依靠的,不仅是巴勒斯坦十来个犹太人部落的自我更新,而且是它们对两河流域两千多年文化积累的不断吸收,对伊朗高原文化元素的不断吸收,还有对波斯帝国所提供的和平环境的有效利用。希腊人占领西亚北非后,不仅叙利亚文明再次经历了更新,希腊文明本身也因与其接触而彻底摈弃了其先前的精神品质。此后形成的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是一个全新的文明,即以叙利亚文明为基质、摄入了希罗要素的基督教文明,而中世纪以降至今,正是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明同一性的核心成份。
考虑到历史上中国文明的优异表现,考虑到这个文明衰落之后又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如此强势地复兴,每个中国人应感到欣慰才是。晚清以降儒家固然已不同于以往,但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却仍是中国文明。尽管不能说中国知识人仍是其先前所是的“儒家”,但中国文明无疑仍是一个儒家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儒家精神的文明,正如西方文明仍是一个基督教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基督教精神的文明那样。
儒家既然塑造了从古到今每一个中国人,那么包括反传统论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无论乐意与否,都是儒家的传人。故此,只要不否认自己仍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仍然存在,仍在发展,甚至在迅速复兴之事实,便不必悲情主义地认定儒家“花果飘零”。
[①] “Philosophy”,Google, The Free Dictionary,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philosophy。
[②] 同上。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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