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报》网站9月10日发表前外长鲍勃·卡尔文章，批评澳大利亚对中国恐慌过度。全文如下：

有大约48.18万澳大利亚人出生在中国，再加上他们的子女，中国是我们最大的移民来源国之一。

过去一周里出现的一些评论是对成功的中国侨民的诽谤。事实上，正如约翰·李在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博客上的文章所说的，澳大利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四分之一的研究生都是中国人。在这些创新的核心领域，澳大利亚需要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9月3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同样缺少律师们所谓的”证据基础“。这篇文章透漏，据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匿名人士称，中国游客存在从事情报活动的风险，可能会收集情报供北京分析。那么，他们大概是在沙滩上欣赏海浪时偷偷记录了B-52轰炸机的飞行，或者把格雷戈里街道指南藏在行李箱中的婴儿配方奶粉下面。

如果中国游客对安全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也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去年日本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几乎是我们的四倍。

澳大利亚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领土附近开展海上巡逻。大胆而孤单的澳大利亚是唯一迅速注意到美国海军将领的暗示的美国盟友。我们还曾打算与日本一起成为少数没有加入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的美国盟友，连加拿大最近都决定申请加入。

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到访北外谈中澳关系

有人猜测冷战战士会坚持要求我们放弃自由贸易协定和与中国的经济融合，转而——或许这是他们真正的计划——与日本人愉快地签署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安全条约》那样的协议。

他们最近对中国的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和现任总理特恩布尔领导的政府没有签署协议以实施这一理想计划的不满。批准中资企业租赁达尔文港是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澳大利亚有能力根据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政策吗？或者我们可以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或透过华盛顿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吗？澳大利亚冷战战士在美国智库身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却没怎么读过基辛格写的《论中国》，也没有去那些跟十年前的新加坡越来越像的中国城市走走。

正如阿博特和特恩布尔的大多数决策所显示的那样，明智的做法是保留多种选择，施展前总理保罗·基廷所说的“外交弹性”——也就是说，缩小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差距，保留任何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