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的死亡

对于默里关于民族宗教社群的历史倒退主张和他对被污染的恐惧，需要认真的分析。鉴于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的毒害，找出当前焦虑的深层原因，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正是丽塔·金的著作所提供的，她把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无休止的辩论，归纳为战后欧洲的一幅生动画像。她的书思路清晰，论证巧妙，是学者干预被偏见主导的公共辩论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在英国统治结束后，金的父母作为少数民族的华裔，被迫离开马来西亚，接触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包括学生、员工、同事、邻居、朋友、姻亲等”。她希望她的读者明白，移民的身份既是多重的，又是不断变化的，虽然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很容易把他们在政治上归为一类人”。同样，她也不认为英国人、德国人或欧洲人等身份是一成不变的。

例如，欧洲的概念，始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人与穆斯林人口相遇后。在遥远的商贸交易站和殖民地，欧洲的自我意识与被征服者和所谓的劣等种族人民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但金写道，二战后“移民模式的逆转彻底改变了欧洲的自我定义过程”，“欧洲人不再像数百年来那样向外流动，全世界的人开始在欧洲定居，满足了战争破坏造成的劳动力需求”。

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过去，那些被认为与欧洲身份格格不入的人，通常居住在欧洲之外。但现如今，他们在欧洲内部形成了稳固的势力。”在19世纪，建立在单一人口基础上的民族国家，需要外国的土地和资源才能扩张；他们拥有推行种族、阶级和教育等级制的残忍力量，可以保护“本地人”的地位。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逐渐被削弱，原因首先是战后重建的紧迫性，其次是近几十年全球化过程中技术、商品和资本的加速流动。

金分析1945年之后欧洲精英对待身边深肤色陌生人的态度一针见血：他们先是无视、歪曲和边缘化他们，然后把他们称为一个问题，并经常以“多元文化主义”相称。

叙利亚难民 图/视觉中国

金认为，担心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是那些习惯了建立在统治地位和排他性上的身份，并对这种身份的逐渐瓦解感到恐慌的人。当然，移民不是一个外部强加给欧洲的问题；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命运，因19世纪的征服、殖民和贸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历史遗忘症在如何对待非白人劳工的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欧洲人从未预料到，这些人会留在欧洲，更不用说融入和同化了。顽固的种族主义（随处可见的“狗、黑人、爱尔兰人不得入内”的告示就是一个例子）在很多年里都是数百万劳工和农民的厄运，是大都市富人的特权。

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开始抬头。随着由帝国主义造就的不平等世界开始分裂，多样性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行不通了，欧洲开始发生恐怖袭击、经济危机和难民潮，这些难民来自那些它们在亚洲和非洲草率地建立和再造的国家。金积极地分析了一种甚至连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主流政治家们都认同的“共同推定”，即多元文化主义是失败的。金说：“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死亡’，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告诉移民，‘我们不承认你；你不是我们社会的一分子’。”

无论如何，就像金在书中提出的：“欧洲人究竟认为什么能取代多元文化主义？他们将如何应对多民族多样性的继续发展？”她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在欧洲人（以及美国人）似乎正在向着他们黑暗历史前进的当下，这些问题看上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迫。

（英文原文为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6日刊文：《新移民如何撼动老欧洲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