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被认为是美国宪政主义的特点，它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形式都对神圣的裁判起着重要作用，但没有任何一种形式是绝对的。

第一种独立的形式——对当事人保持中立（party detachment）——涉及庭审中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中立根源于人们对公平对待的渴望。它要求法官不能和当事人有亲缘关系，不能被当事人以任何方式控制和影响。这一要求禁止任何公然威胁公平对待的行为，例如当事人贿赂法官或者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有近亲属关系。然而，经常发生的是那些不太明显的侵害行为，诸如法官具有的文化情节和其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而这些是不可能得到实际预防的。所以涉及诉讼当事人的司法独立是一个只能得到不完全实现的理想。

第二种司法独立形式——法官的自主性（individual autonomy）——涉及法官和司法系统其他成员的关系。它要求法官在决定事实和法律问题时不受法学界和其所在机构所施加压力的限制。根据这一原则，司法判决是个人良心和责任的体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2016年内的9名法官合照

司法独立的这个方面根源于普遍的文化规范，主要体现出个人主义的特点。在美国，一个人在其律师职业或从政取得成功后被录用为法官，这一惯例加强了这种独立。而法官对司法判决承担个人责任的制度促使了司法责任的形成。

和对当事人保持中立一样，法官的自主性也是一个不能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所有法官都需要忠实于其他法官之前的裁判。下级法院的法官受到更多约束：他们受制于上诉法院的审查甚至官僚制度的直接掌控。比如，1980的《司法委员会改革法案》允许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团绕常规的上诉程序，成立委员会对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施与调查和制裁。

第三种司法独立形式——隔绝于政治影响（political insularity）——可能是最复杂的。它要求司法独立于由公众控制的政府部门，具体指行政和立法机关。当政府部门自身就是案件审理的当事方时，这种独立形式和第一种独立形式重合。但是它有特别的要求，并涵盖其他多种情况。即便在案件审理中的当事人是纯粹的私人，法官也要避免受到来自政府政治分支的影响和控制。

约翰·马歇尔，1801年至1835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第4任首席大法官，在任期内曾做出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奠定了美国法院对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的基础

隔绝于政治影响是寻求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因素。我认为它试图使法官达到一种远离公众情绪影响，客观决策的理想状态。法院要做出的是正确公正而不是广受欢迎的决定。这种对法院使命的定义给分权原则以生命力并使得司法机关在政治体制中成为有效的对抗力量，审查立法和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行为。出于这种目的的考虑，宪法授予联邦法官终审职位并保障他们免受减薪的威胁。同时，因为联邦法院系统是宪法的权威解释者，只有宪法修正案可以推翻法院的解释。而宪法修正案要通过繁琐的程序才能产生，它需要国会两院各以特别多数通过还要得到3/4州议会的同意。

隔绝于政治影响虽然有重要作用，却给民主理论造成两难境地：法院和公众控制的政府部门的隔绝程度越深，它就越可能多地干涉公共政策，这样一来将阻碍公众意愿发挥作用。因此，隔绝于政治影响比起对当事人保持中立和法官的自主性受到更多限制。一些州的法官通过民选产生，即便是联邦法院法官这种长久以来被公认为世界司法系统中最独立的法官之一，也不是完全与政府部门隔绝，而是作为政治体制中相互依赖的分支。

对联邦法院法官政治独立的重要限制之一是对法官的任命程序。在一些国家，法院有权选择其组成人员以增强其政治独立性。在美国，总统有任命联邦法院法官的权力。这种安排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因素对法院组成人员的控制。总统自然会选择那些与其所持正义理念相似并能促进其政策的法官。尽管总统受限于公众对被提名人员能力的期待，它们甚至要求被提名人是最优秀的，但是总统仍有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

参议院对任命的正式批准同样证明总统的优先权。此外，由于参议院也是一个政治机构，受制于自己的议事程序，正式批准程序几乎不能减少法官任命过程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