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从美国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下来差不多四十年了，但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还在继续寻求听取他的建议，这并非完全因为他长寿。奥巴马在这方面与众不同——自艾森豪威尔以后，他是第一位不向基辛格征询意见的美国总统。每过一段时间，政治评论家都敦促奥巴马更向“基辛格路线”靠拢。其他人则说奥巴马在实行“基辛格路线”——即便在口头上他不这么说。但“基辛格路线”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亨利·基辛格

一般人都把基辛格看作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词，那就是在赤裸裸地考虑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冷静评估外交政策，或者像记者安东尼·刘易斯所说，“一种为了秩序与权力不惜牺牲人性的执迷。”1983年，基辛格从前在哈佛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把他描写成一个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说“基辛格认为一个国家要生存，执政者必须冷酷无情，使用欺诈手段，以击败国内外的敌人。”很多作者认为基辛格奉为楷模的是他看作英雄的两个人——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梅特涅和普鲁士领袖奥托·冯·俾斯麦——他们体现了欧洲经典版本的权力政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真正现实主义者的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把基辛格描写成一个像奥德修斯一样的“多面人”。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南越政府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基辛格最开始相信南越的自决权值得美国人牺牲生命。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激烈反对基辛格的立场。

基辛格自己的智慧资本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基辛格确实在写作中探讨过梅特涅和俾斯麦。但如果你认为他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模仿他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那只说明你没读，或者有意误读了他写的东西。非但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追随者，基辛格从最开始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里，理想主义这个词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寻求通过国际法和集体安全来赢得世界和平（观察者网注：伍德罗·威尔逊是第28届美国总统，他把道德原则贯彻到处理国际关系中，191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从来都不是这一派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也不是现实主义者。基辛格不采取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认为它的崇高理想会导致政策施行上的瘫痪。1956年，他对身为历史学家的朋友斯蒂芬·格劳巴德说，“坚持纯粹道德本身是一种最不道德的故作姿态，”因为它经常导致丧失行动能力。但基辛格知道，现实主义也能够使政治陷于瘫痪。作为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逃出的难民，基辛格在1944年穿着美军制服回到德国，在打败纳粹的最后战斗中发挥了他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的外交失败使基辛格付出了个人代价。然而，就像他在1957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英国为了安抚德国而不惜牺牲原则的绥靖政策制定者——斯坦利·鲍德温和尼维尔·张伯伦——就曾经把自己看作坚强的现实主义者。”

第二，在哈佛做本科生，基辛格大量学习了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未发表的学士论文“历史的意义”是一个对康德历史哲学充满敬意的批判。基辛格的主要论点是，“自由是生命的内在经验，是把生命看作一个做出各种富有意义的选择的过程。”“永久和平”也许的确是历史最终极的、不可逃避的目标——康德正是这样认为——但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不可逃避性不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基辛格在论文中写道，“无论你怎么看待事件的必然性，在事件发生的时候，这种不可避免性并不能作为行动的指南……不管我们能在事后对做出的行动加以何种解释，这些行动之所以发生全在于我们内心对选择确信不疑。”

第三，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基辛格是一个坚信不疑的反唯物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充满敌意——就像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充满敌意一样。在学士论文中，他写道，把讨论民主变成讨论经济制度的效率，这样做很危险，因为经济制度的效率属于客观必然性的领域，真伪对错是可以辩论的。”与此相反，作为一种内在直觉，自由会拒斥极权主义——即使极权主义在经济方面更见成效。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比如，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华尔特·罗斯托就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率高过共产主义的经济增长率，资本主义就会赢得冷战。在《选择的必要性》中，基辛格写道，“除非我们能使这些新生国家意识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意义，我们大肆吹嘘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将没有任何意义。”这也就是说，维护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必须基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无须仰仗资本主义在物质方面的成功来为其立言。在上世纪60年代，基辛格一再回到这个命题上来——在这期间，作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和发言起草人，他支持洛克菲勒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三次都没有成功。

人们倾向于更喜欢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而不是有手腕的治国者

在回忆录的第一卷，基辛格写道，“身居高位教你怎么做决定，而不是教你具体的东西……总得来说，身居高位一段时间会消耗而不是创造人的智慧资本。”由于几乎所有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基辛格任职期间，他自身的智慧资本——即他自上世纪50年代早期到60年代晚期在哈佛、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为洛克菲勒工作期间发展出来的见解——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这些见解可以被正确理解为对权力政治富于创意的批判。关于外交政策，它们至少提出了四个关键性的、富于洞察力的见解，奥巴马和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应该好好从中学习：历史是了解敌友关系的关键；不应回避由推测产生的不对称的结果；很多外交政策的决定都是众害相权取其轻；道德上空洞的现实主义很危险，领袖们应该提防这样的危险。

历史是国家的记忆

除了理想主义哲学，基辛格在哈佛学到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理解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历史是最关键的因素。他在195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写道，“研究外交事务——也就是研究作为行为单位的国家——必须考虑历史背景，否则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是检验这个国家外交政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历史经验发生在越基础的层面上，它对这个民族在历史启发下理解现状就具有越深远的影响。”基辛格问道，“说到头，谁会去和一个国家的人民争执他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历史经验才能面向未来，而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过去发生了什么。”在政治学家眼中，国家也许“看起来像安全协议中的……因子。”对律师来说，国家也许像一系列无休止的国际诉讼中可以互相替代的参与方。基辛格写道，所有国家事实上都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力量的表现。国际局势的均态并不是各国关切的最终目的……它们把国际局势的均态看作是一种实现历史抱负的手段。”

在基辛格的早期论文中有个一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美国决策者对历史的无知，这是一种典型现象。他在1968年写道，律师是美国政府中最重要的群体，但他们确实有一个欠缺——对历史认识不足。”对基辛格来说，历史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你能从历史中找到类似性，这种类似能帮助你认清当前形势；在一个民族的自我认知中，历史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美国人也许怀疑历史的重要性，但基辛格写道，“欧洲大陆覆满废墟，它们证实了人类的先见之明会出错，生活在其中的欧洲人在骨子里觉到历史比系统分析要复杂得多。”

未知的未知因素

跟大多数学术圈的人不同，基辛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发觉，决策者常常必须在了解清楚所有事实情况之前就做出重大决定。在《重建的世界》中，他写道，“在不同决策之间做出选择跟所谓事实不相关，而在于对事实的解释。”“从本质上说，这种选择涉及一种道德行为：一种估算，这种估算的有效性建立在对目标的构想上，也建立在对手头上材料的理解基础上，这两者应该平分秋色。”

晚些时候，基辛格把这个看法组织成如下问题——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很多决策都是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制定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1963年的一次讲座上，他提出，要做决定，一个人必须能够看到已知的范围之外。当一个人身处一种新情况，他就处于困境——除了固有的信念，可供他用来指导决策制定的东西少之又少……每个国家领导人在某一点上都必须做出选择——他希望每件事都有十足把握，还是希望凭靠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如果一个人想要每件事都有看得见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完全被事件所左右了。

基辛格论证说，如果在1936年，民主国家与纳粹针锋相对，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希特勒是否是一个被误解的民族主义者；他是否只想实现有限的目标，或者他根本是个疯子。民主国家发现了他确实是个疯子。它们选择了确定性，但为了这种确定性，几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