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加坡在发展财富管理业的道路上快速奔跑，其日益成为备受全球富人青睐的“富人天堂”。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多达15.5%的新加坡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将以10%的比例排在第二位的瑞士甩在背后。伦敦独立研究公司WealthInsight的报告则显示，新加坡百万富翁在2012至2017年间会以59%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料超过29.1万。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成为穷人日增的“失乐园”。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PF）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收入低于中位数一半的国民占比已经从2002年的16%攀升到2011年的26%。该国的基尼指数多年来一直维持在0.4以上，2012年更是从2011年的0.473上升到0.478。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性原因是，为了保持整体竞争力，新加坡取消了最低工资和全面的社会福利，而资本与人力的全球性流动又使富人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力资本，穷人却因廉价劳力的流入而饱受冲击。

新加坡以“低税收、高效管治”的政策促进当地的财富增长，政府给与了企业诸多方便，例如，开设一家公司，在其他地区平均要花34天，但在新加坡只需要3天。在智库组织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比中，新加坡被评为2010年度全球第二自由的经济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雇员满意度却低得可怜。新加坡国际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任仕达对7个主要亚太国家的企业员工满意度调查显示，由于老板要求太高、工作量大但薪水少等因素，新加坡员工最不开心，满意度低于中国香港与内地、新西兰等地。

由于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被精英阶层垄断，新加坡民众对这一悬殊难以忍受。2010年，新加坡GDP增长14.9%，但普通民众的工资收入仅增长3.4%，收入最低的10%家庭平均年收入1400美元，收入最高的10%，其平均年收入却高达23684美元。医疗保障制度的薄弱也令民众深感生存艰难。全球媒体和市场研究服务企业Mindshare在2012年进行的调查发现，72%新加坡人感到自己“不能生病，因医疗费用高昂”。2002-2011年的数据显示，新政府支付国民医疗费用不足1/3，而经合组织（OECD）中发达国家的平均负担水平为60%-70%。

调整：从李光耀到李显龙

“亲资不亲劳”、“亲国家不亲老百姓”，这些被认为是奉行“精英治国”和“强人政治”的李光耀时代的执政风格，也是导致人民行动党流失民意的重要原因。2011年大选可以说是新加坡政治上的一次分水岭。大选之后，李光耀和吴作栋双双宣布退出内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进入“李显龙时代”的人民行动党，执政风格发生了一些改变，不仅注意精英分子的意见，也开始重视普通百姓的声音。李显龙表示，要打开同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沟通渠道，重新建立与中产阶级的亲密关系。人民行动党的工作重心也发生转移，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内政问题方面，包括注意提高底层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等。

李显龙还提出了治国新理念，包括在房屋、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进行“战略调整”，以纾缓社会的不满情绪。2013年8月，李显龙承诺政府将稳定预购组屋的价格，并增加购屋津贴，确保每个家庭都买得起新组屋，并在25年内能用公积金还清房贷。组屋是新加坡最常见的公共住房形式，由建屋发展局建造，向公民和永久居民出售，每户最多只能拥有一套组屋。

在医保上，2013年12月，人民行动党发布了25年来首份新决议，承诺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体系。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部长陈振声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好帮助那些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公民。此外，人民行动党通过放慢引进外劳的策略让企业聘用廉价外籍劳动力变得更加困难，同时该党要求企业提高底层人员薪资，并修改劳动法以提高就业安全感。

吕元礼认为，下一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或将进一步下降，因为民意需要国会进入更多的反对党以走向平衡，但人民行动党不会下台。从目前的实力对比以及程序设计来看，只要人民行动党继续发挥其高效的优势，在策略上做出顺应民意的调整，反对党仍旧很难对其发起实质性挑战。（赵俊/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