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围绕钓鱼岛的纷争令中日关系骤然降温。这一事件不仅说明两国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而且凸显了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在心理上的不平衡，也表明日本人的中国观正经历历史性的变化。

迄今，日本人的中国观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唐朝走向衰落以后，日本于公元894年停止遣唐使的派遣。第二次变化是在足利义满时代，1373年，明朝派遣使节团到京都，足利幕府与中国恢复外交。而1894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第三次巨大变化，从此开始蔑视中国。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人曾经一时视中国为“亚洲的强国”，但很快就修正了这种中国观。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获得高速增长，中国却经历了“文革”动乱，国民经济甚至到过崩溃边缘。因此，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亚洲观又回到近代的原点。

回顾日本人的中国观在历史上的三次变化，可以看到，每次都与两国的国内变化以及国际秩序的重组密切相关。而实力对比的变化，则是导致观念变化的核心原因。就像日本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在他的著书《别了，亚洲》中指出的：“到明治维新以前，中国被视为‘圣人君子之国’，孔孟之道即儒教成为日本政治思想的基础。”“然而，这种状况早已成为过去了。这是因为日本和日本人在战后四十年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亚洲在这四十年里的变化却是太少。其结果，日本和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周边的亚洲各国是‘梦之岛’（东京的垃圾场所在地），而日本则是高耸于它们中间的超高层大厦。”他这番话，不禁使人们想起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绘声绘色地勾勒出日本人傲视亚洲的心态。

然而，也正是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从上世纪末到现在，日本人的中国观正在经历第四次变化，开始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而不少人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感到日本领先亚洲的地位发生动摇，则失去自信而困惑，不知道应如何同中国打交道。在日本社会，弥漫着对中国不服气、担心、不安、恐惧和焦虑等复杂的情绪。对中国的将来，日本国内各种看法都有，把中国看成中长期威胁的大有人在。

日本的亚洲论坛主任研究员茶谷展行的文章《安倍政权的外交布阵和战略》，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解。他写道：“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在亚洲已经找不到能与之抗衡的国家了。而中国近年来迅猛发展，对日本来说是个威胁。因此，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可谓极其自然的趋势。”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有两点致命错误。一是战略定位失策，总是把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敌人或对手。日本习惯了占据优势地位，总是担心外患。二是自视甚高，不尊重中国，其表现就是不肯换位思考，不能踏踏实实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中国人的心态。”

正是因为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东亚甚至是亚洲的领头雁，而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增强，使战后取得奇迹性发展的日本人心情颇为复杂，变得对自身未来不安和不自信，感到自己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受到了威胁，从而感到担忧和焦虑，产生了危机感。作为反射，不时做出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反应，有些人要对中国说“不”。二十一世纪初，时任首相小泉置中国人民的感情于不顾，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去年日本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莽撞行事，非法抓扣我渔船和渔民，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的情绪化反应。

这种现象缘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定位问题尚未解决。也就是说，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究竟应是战略合作伙伴，还是战略防备对手的问题，尚待解决。同时也表明在如何对待今天的中国方面，日本正在经历漫长而艰难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