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笔下“全世界最美妙最华贵的城市”正在召开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从G20成员国到特别邀请的一批嘉宾国家，从主权国家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到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领导人，外加同期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从领导人峰会到工商峰会……

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会见前来出席G20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庞兴雷|摄

在这场即将揭幕的世界性论坛上，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重申倡导自由贸易，将是一个重要议题；而发挥自由贸易旗手作用，中国责无旁贷。

自由贸易体系对中国尤为重要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自由贸易体系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对中国尤其重要。

让我们回顾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机，是什么急剧放大了这场危机的杀伤力和传染性？是贸易保护主义。

1929年，正值源于华尔街投机狂热的金融危机阴风凄凄之际，美国国会通过极端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引爆各国竞相报复的关税战，触发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终于将在危机边缘挣扎的世界各国推向创纪录大危机的深渊。

今天，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黑云压城，“反全球化”呼声高涨，国际经济有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覆辙之虞，对此风险我们不可低估。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1990年代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我们对此给予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关注，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呼吁自由贸易和抨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蔓延，自是理所当然。

同时，作为一个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不公正性体会日益痛切、并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作为一个不能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力图主动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家，我们本来就还需要站上更高的层次，审视由此而凸显的国际经贸规则问题。

正值山姆大叔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越来越不乐意之际，无论是于本国国家利益还是于国际社会利益，中国都需要高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至少在当前这一时期扮演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贸易业界人士已经将中国视为当今自由贸易的旗手。

为什么中国成了自由贸易旗手而不是首倡者美国

为什么当前扮演自由贸易旗手的是中国，而不是二战之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首倡者和主导者美国？因为这个老自由贸易旗手打的小算盘太多而严重渎职了。

今天的山姆大叔虽然仍然保持着对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演变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运用这一影响力所做的不是全力以赴推进广覆盖、非歧视、无差异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不是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而是拖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后腿，同时全力推进排挤其它主要贸易大国的区域经济小集团。

最典型者，莫过于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基础协议，中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却不在成员国之中。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呼声之高涨，更是达到了多年未见之水平。

反观中国，选择与山姆大叔迥异。中国不仅早已跃居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不仅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努力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而且持续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降低贸易壁垒。

中国也搞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制定了“一带一路”规划，但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利用自己的优势拉拢一批小伙伴组成半封闭的圈子而扮演“老大”，而是寻求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

正因为如此，中国连续数年部署外贸工作都把扩大进口放在突出地位，中国近两年接连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对象并不是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是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仅仅2015年12月9日一天之内，中国就宣布了三条充分体现中国寻求更开放贸易环境决心和诚意的消息：中韩自贸协定、中澳自贸协定将于20日同时生效。

2016年1月1日起调整部分进出口关税，特别是扩大进口日用消费品降税范围，降低部分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关税以鼓励其进口，降低、取消一批商品的出口关税。

就是对明显含有排挤中国之意的TPP，中国的公开反应也是强调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同时提出了中欧自由贸易区等构想。

当前的世界经济之所以需要中国来出演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当前这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高涨的时期，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作用。

各国民间都存在强弱不等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中、美、欧、日、俄各国皆不例外；是否将民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转为政府的实际行动，这是政府（这里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部门）的决策。

而在同等民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是否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取决于该国政治体制赋予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游说能力、政治决策者本人对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以及该国“玩弄”国际规则的能力。

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国家体制和表现迥异：

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