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北京雨灾，教训何在？首要教训当数中国必须保持较高投资率而不能过度追求高消费率。且不提其它理由，仅仅中国气候特点这一条，就决定了即使仅仅为了生存和维持日常生活秩序这两项基本目标，中国也必须保持较高投资率。因为与西欧、与古希腊文明生长的爱琴海区域不同，中华文明诞生、成长于在一片深受季风影响而气候复杂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从秦王朝覆灭的西元前206年至1949年，历时2155年，我国共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旱灾1056次，平均两年一次，黄河更号称“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其中西元前206年至1936年的2142年间，中国正史记载的灾害总数便有5150次，平均每4个月一次，其中旱灾、水灾分别为1035次、1037次。

7月21日北京雨灾造成的主要还不过是经济损失，死亡人数与2003年法国夏季高温造成上万人死亡不可比拟，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灾害和由此造成的饥荒冲击之多，以至于西欧学者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到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不止一次发生饿死数百万上千万人的大饥荒，其中1929年黄河流域各省大旱一次就造成灾民3400万人，陕西88个县夏秋颗粒无收，饿死250万人，甘肃58个县饿死140万人；1920—1921 年华北四省区旱灾和饥荒饿死1000万人；……以至于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称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口学者统计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7%—20%（侯杨方），人口平均寿命仅有35岁。不要以为人类已经彻底摆脱了“靠天吃饭”的约束，不要以为饥荒离开我们很远，远得我们可以漠视无睹，须知即使在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今年的旱灾也已经使得国际市场农产品行情逆势而行，在去年以来初级产品从牛转熊的大背景下大幅度上涨，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除了宣布进入农业生产紧急状态之外，无计可施之余，竟然不得不诉诸巫术，每天都会双膝跪地求雨，如果他知道祈雨词或会跳求雨舞，他绝对会照着做以化解干旱（维尔萨克白宫答记者问）。直到近日美国旱区普降喜雨，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方才普遍下跌。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要应对水旱灾害，植树造林、铺砌渗漏地面等等策略最多都只能应对中等降雨量，对付大灾害，唯一出路就是兴修和维护水利基础设施。君不见这两年遭到某些舆论暴烈围攻的三峡工程乎？24日晚三峡水利枢纽迎来蓄水成库9年来最强洪峰，峰值达到每秒7.12万立方米，超过1954年和1998年特大洪灾，靠三峡大坝将出库流量削减到了每秒4.3万立方米，削减幅度40%。在城市，执行蓄水功能的水库、下水道、泄洪河道等等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令人担忧的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投资率过高”几乎已成国际经济学界和商界公认的定论，“铁公基”投资因投资规模大、短期内看不到效益、存在贪污腐败现象而尤其备受抨击，对三峡、高铁等工程的围攻更是近乎变态。其实，虽然部分地区确实一度出现了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等居民稀少的“鬼城”、阜阳机场和前些年的珠海机场那样长期人流稀疏的机场，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基础设施需求增长极快，某些需求增长堪称“爆发式”，大部分新增基础设施不存在长期闲置问题，更常见的是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满载。看看北京、上海等地的机场、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设施，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某些观察者过度看重了高铁、机场等基础设施开通初期特定局部、特定线路、特定班次人气不足的问题，并以此为由抨击其发展超前；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的“超前”是应该的，不“超前”那才是犯罪。如果一开通马上就陷入持续、严重的满员和超载，那说明设计运输能力严重低估，是严重决策失误，损失比贪污大千百倍，因为这不仅耽误社会经济发展时机，而且在新建成线路和设施上再扩建，那成本比完全新建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