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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小山:仅仅靠思想无法推动宗教自由
关键字: 宗教自由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吴万伟 译,岑少宇 校】
洛克、斯宾诺莎和伏尔泰都是杰出的思想家,但欧洲的宗教自由不是哲学驱动的,而是治国才能提高的产物。
宗教自由已经成为欧洲的标志性价值观。它被写进宪法,并得到各个政治光谱的政客和思想家的支持,在很多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但是,宗教自由到底是如何出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些仍然是遭到广泛误解的问题。
按照规范的叙述,在西方,宗教自由产生于破坏性的宗教战争。著名思想家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巴鲁斯·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先驱,17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怀疑论者。——译注)和伏尔泰(Voltaire)的强有力论证催生了宗教自由。这些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用支持宽容和宗教自由等激进观点作为对宗教战争的残酷性做出的回应。他们的自由理想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后继而成为西方政治机构的内在要求。
皮埃尔·培尔(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更广泛的框架内,这种描述得到多数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接受。但是,证据并不支持思想观念在宗教自由的崛起中所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观点,因为它低估了机构扮演的决定性作用。
哲学家的观点的确非常重要。皮埃尔·培尔在《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1697)中指出,如果一种宗教宣称是唯一真正的信仰,其隐含的意思是拥有迫害其他人的权利,而其他所有信仰也拥有提出这种主张的同样权利。通过显示出这种宗教真理主张对社会的影响的天生的反复无常,培尔还认为,即便人们发现自己的宗教是错误的也很难为自己真诚地试图遵循其教义的的罪过而感到内疚。
洛克认为真正的信仰是不能被强迫的。他声称,据此,限制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只能靠国家来实施,而且其理由不是出于信仰或者救赎等原因。伏尔泰提出同样有效的路径,无情地记录和嘲讽了宗教迫害的种种案例。他一次次地让狂热者和宗教教条的执行者显得荒谬可笑。这些都是引人入胜且影响深远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阅读。
但是,把焦点集中在这些观点上并不能充分解释西方如何实现了宗教自由。培尔、洛克和伏尔泰等人的思想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在宗教自由的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并逐渐进入实际政治和社会生活。
我与乔治·梅森大学的同事,历史学家诺尔·约翰逊最近完成了一本书《迫害和宽容》(2017),其中我们显示实现宗教自由仅有思想是不够的。关键是政治和社会机构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国家制订和执行法律的能力的增长和强化,即让宗教自由在西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具有吸引力。
不是培尔、斯宾诺莎、洛克的观点推动了国家权力的崛起,而是为了行政管理和战争而筹集资源的需要。对于越来越强大的财政和军事国家而言,宗教一致性和迫害只是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效率过于低下而已。
中世纪的欧洲特征是多样的、重叠的政治边界和法律边界。这些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被期待仅仅执行现有“领土法律”而不是制订新法律。通常不会增加新税种,一般来说,统治者依靠自己领地上的收益生活。军队不是长期性的,而是在需要的时候临时招募来的。王国内的不同区域和城市或许有自己的内部关税壁垒、管理规定和度量衡。在官僚治理方式上还很原始。
地方法规的差异很大,法律的实施通常取决于个人身份。贵族常常免于缴税,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同业公会则控制了人们经商的机会。
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规则和法律就是人们常说的身份管理,这是常态。中世纪政治之所以依靠身份管理就是因为这种管理成本低廉。中世纪政治缺乏实行普遍法律的能力,所以依靠身份管理也是有道理的。
在更深层次上,身份管理提供了将整个政治秩序团结起来的粘合剂。身份管理依据法律地位和宗教对个人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限制了不同群体间的经济竞争,产生了供政治精英捞取油水的寻租机会。这些经济寻租反过来用于维持歧视性的政治秩序。
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形象
这些歧视性法律有很多都是基于宗教的,例子之一就是犹太人的高利贷。教会法规禁止基督徒参与高利贷,但犹太人不受教会法规的约束。通过实施这个禁令,统治者能够从犹太高利贷者赢得的垄断利润中征税。反过来,他们为犹太人提供保护,使其免受暴力侵犯,授权犹太人管理自己的事务。
宗教也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潜在来源。现代国家依靠民主机构或者通过提供公共福利和经济增长赢得合法性,而前现代国家往往更多依靠宗教。
通过给予统治者政治合法性,宗教当局可以要求世俗统治者确保宗教的一致性。
中世纪国家依靠宗教机构代为执行行政管理任务并提供公共福利是有道理的。欧洲的宗教机构如教会和修道院和伊斯兰世界的瓦克夫宗教公产(waqfs)和清真寺提供教育、贫穷救济和其他公共福利。与非宗教组织相比,它们在清除搭便车者方面做得更好,而且能吸引更多教徒的捐助。
教会和国家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对前现代世界的宗教自由产生了重要后果。通过给予统治者政治合法性,宗教当局可以要求世俗统治者确保宗教的一致性。对世俗统治者来说,这个交易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相信宗教竞争往往造成政治不稳定。
宗教一致性以及随之出现的迫害宗教异议者逐渐等同于维持政治秩序。在这样一个世界,宗教自由完全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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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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