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是过热还是减速？

刺激性政策退出的情况如何？

短期来看，货币政策恢复稳健肯定有必要，财政政策不能一下子收紧也有必要。

从现实情况来看，那些小的、相对容易取得绩效、相对容易推进的事情，目前不应再错过。

另外，有一些要点值得重视，比如财政政策在总量上配合货币政策，看起来是积极，实际上已经在淡出，但对外不这样说。

在此宏观政策框架下，财政政策思路上，不能简单地像发改委调控房价那样要求开发商标出每间房价。

我认为，财政政策还是要看重机制性风险和经济参数手段，财政调控方面政策可以发力做的事情，是把短期政策性色彩很浓的调控和长期的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比如按照此前的预测，今年下半年物价能够回归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在通胀压力相对减弱之后，可以积极延续去年下半年已经在新疆西部开始的资源税改革，通过这种经济手段，再加上市场竞争压力，促使企业节能降耗，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此外，再谈谈，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前景，应该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到底怎么判断是一个次要问题，是这条曲线走到底部它就消失了？还是到底之后越来越没有劲了才是消失？但这都是必然出现的，而且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中国必须要解决升级换代问题，有这个压力可能才会使中国的升级换代走得更快、更顺。

在经济减速必然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应关注如何能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对我们实现现代化就要有利得多。

在这方面，是要把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这和经济增长质量有关。

原来人口学家说计划生育30年为一期，现在我们已经过了这个一期限。

现在如果放开第二胎限制，并不会出现人口爆炸，因为其中一些人不会选择要第二胎。

另外那些选择要第二胎的结果，一是会增加高素质人口培养，二是会扩大内需，因为这样的家庭多一个孩子对于促进内需是有很大影响的，三是对于人口红利消失是一个辅助性的对冲政策。

中国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压力，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自然而然屈从于短期利益诉求，决策层也不得不回应这种诉求，在某些方面照顾眼前利益，处理不当便有可能牺牲长远利益。

我们应当寻找一种力量使得决策能够更多地体现远见卓识。

要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在一起，需要破解很多难题，比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然从生产力角度包括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现在，过度垄断因素和扭曲生长起来的行政管制因素综合在一起，这很难靠单项配套改革破除，只有全面配套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当然，真正实质性配套改革也得讲策略。

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未来可能我们会面临一个历史性机遇，那时决策层至少要做一个十年期的决策考虑，这其中就需要体现远见卓识，联结到2050年乃至更前远。

同时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咨询建议，再加上各阶层的声音，综合在一起，可能会促成中国至关重要的转轨。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