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保供与物流

观察者网：第一个问题想问疫情期间的保供和物流，上海封控暂停了快递和外卖，但是通过行政力量明显不能供应2500万人的生活物资，这也引发了关于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讨论，疫情期间如何确保城市的基本保供和运行？

吕德文：我觉得市场和行政不是二元对立，哪怕在平时它们也不是对立关系，更何况是在这种紧急防控状态下。在紧急状态下，民生需求对社会的统筹协调要求要更高一些。

疫情防控的一些措施会对市场流通造成影响，所以需要行政力量进行调节、补充甚至替代。反过来讲，市场在日常状态下，可以通过长期的实践调节供需关系，市场社会的运转有合适的节奏，通常而言，这个节奏是比较有效率的。但市场的功能是有限的，哪怕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比方说，疫情期间普遍存在的吃菜问题，市场化程度是挺高的，但市场平稳可能建立在政府的菜篮子工程基础之上。

这说明，其实市场和行政的边界都不是那么清晰，抽象谈疫情防控中发挥市场作用，是没问题的。但关键在于，在特定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这个特定条件，很大程度上就和政府作为有关。

上海：外卖小哥骑行街头 打通保供“最后一公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道路管控更严格，流通问题更大。但哪怕那个时候也是存在“自由市场”的，包括一些小区里面的小摊贩和个体户。西安封城的时候，也有小商小贩在客观上起保供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疫情防控本身并不排斥市场，或者说想排斥也排斥不了，因为疫情防控的事情有轻重缓急，而政府主要能够兼顾到的事情的确有限。

行政资源是有限的，应急情况下更加剧了这一状况。政府有其行政工作的秩序，要服务于主要目标，再兼顾次要目标。疫情防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对外需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物资保供的关系，对内处理上下级、条块之间的关系，它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和调整。今天我们看到各种不周全，是各种关系中“缝隙”的表现。这个缝隙，为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提供了空间。

一个城市的运转有很多毛细血管，在日常生活中，市场比较敏锐，老百姓需要什么东西，有什么诉求，市场会形成一套机制来消化应对。市场在平常积累的经验和嗅觉、灵活性，在疫情防控期间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比如，那些大型商超、物流公司，本来就对物资保供熟悉，那就应该将其纳入到疫情防控体系中来，而不是将之排除在体系之外。我觉得大可不必把市场和行政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给对立起来，这两股力量不应该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是统筹的。

在疫情防控中，市场要发挥最大的效能，恰恰依赖行政的协调作用。比如深圳在疫情防控的时候，提前对市场本身进行了统筹，所以就比较有章法，政府对老百姓的物资保障、快递和物流，事先通过行政的力量归置起来，保证物资保障和商品畅通。

其次，深圳没有用政府包办代替的办法重新建立一套物流体系，而是用那些大型物流商超体系、大型快递公司物流体系，把他们统筹在疫情防控的统一行政体系中去，让这些市场企业发挥作用，同时又符合疫情防控的要求。

武汉后期物资保供也是如此，武汉依赖本地的大型商超给居民保供，保供系统建立在整个疫情防控指挥体系里。后来的党员干部下沉、志愿者、商超对接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期间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但是最后还是实现了行政和市场的协调，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物资有了保障。

在紧急状态下的保供，市场和行政都要求效率和标准化，手段都是一样的：把老百姓的诉求和需求进行有效地组织和统一地表达出来，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比如，武汉的大型商超普遍采用了套餐的模式，里面包含主食、青菜、肉类、蛋白质、调料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资，商超标准化地提供商品，商超物流送到小区门口，再由基层和志愿者挨家挨户送上门。

做到这样的供应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标准化的前提就是老百姓需要降低自己对多样化、差异化商品的需求，简单来讲就是生活质量可能会降低。

从居民端角度看，上海现在广泛采用的社区团购其实也是标准化供给的一种模式。只不过，这一模式似乎还没有和大型商超和稳定的供货渠道有效结合。武汉社区团购在疫情之后一直还是比较发达的，一些有条件的商超开始多元化地通过团购来满足居民的需求。所以说市场的力量非常重要，它对物资的管理、分拣、配送、供给都有优势。

行政在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这方面有优势，这其实也是解决市场交易成本必须的。比如，哪怕是标准的商品供给，也存在最后一百米问题。在武汉疫情期间，有不少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充当了团长的角色，有些团长也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参与了居委会工作，这是市场和行政的优势结合起来的典范。

现有的防控经验也好，教训也好，最重要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要统一于疫情防控的总目标之下，能够进行比较好的协调。它们不应该是相互抱怨、相互排斥的力量，而应该是相互融合的力量。

我们常说要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又说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疫情期间既是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一个契机。至于说怎么个建立办法，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行政资源和治理风格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总体上应该遵循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