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意见书共九页，2700余字，分为四部分：航空工业的几个部分、航空工业组织、国内现状、发展计划。纵观意见书全文，首先突出强调的就是研制导弹并非生产简单的军工武器，而是需要“一个健全的航空工业”。那么，这个健全的航空工业到底包括哪些条件呢？意见书从系统工程和职能分工角度提出四个条件：领导机构、科学研究、设计研究和生产工厂；随后，钱学森进一步分析各自职责。

（一）领导机构

钱学森所指的“领导机构”并非纯粹的行政领导，而是“一个全面规划及安排的机构，应该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人员”，并建议设在国防部。这个建议与当时国情有关，研制导弹必须有一个可以在全国科学、军工、高校和工厂等单位内进行协调的机构，才能保障不同机构的配合。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落实，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研制导弹时也特别指出：“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分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 据此，1956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作为研制导弹工作的领导机构。

（二）科学研究

导弹研制不仅是一项工程，它还广泛涉及应用力学、爆炸力学、材料学、化学、电子学、控制论等多方面的理论。意见书提出，这些理论研究可以依托中国科学院：

现在在科学院内，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与航空工业有关，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电子学研究，计算机研究等也都与航空工业有密切关系。在将来很可能再设新研究所来推进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气动力学研究所，自动控制研究所等。估计在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在整个系统完成时有600人，其中付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员120至150人。

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因此在其担任所长期间，力学研究所承当了相当多的导弹研制任务，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过许多贡献。后来钱学森同时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可谓“双管齐下”，有效地协调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大大地提高了效率。

（三）设计研究

钱学森提出的设计研究，其主要任务是“生产新型成品，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在这个部分，钱学森回答了彭德怀关于研制导弹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的问题；钱学森估算整个系统大约需要6000名技术人员，其中副博士以上的应在500至600人，而需要的电力为15万瓦（初期8万瓦），用地200平方公里。意见书提出这个机构可以称为“航空设计院”，并根据任务分为下列研究所：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结构研究所、火箭推进机研究所、冲压推进剂研究所、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控制系统研究所、运用研究所、设计局、试制工厂、试飞站。这个建议后来得到执行和落实，即1956年10月8日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而其下属机构也大体按照意见进行设置。

（四）生产工厂

意见书指出，最终生产出导弹武器成品，还需要“航空生产系列地一系列工厂”，“把航空设计院的新型设计，大量生产”；具体而言，这些生产工厂包括金属工厂、非金属原料工厂、电器制造厂、燃料工厂以及各种零件工厂等。当时，这些工厂多数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但可以通过设在国防部的领导机构进行协调；这也是钱学森为何提出将领导机构设在国防的原因之一，有利于相关机构的协调。

显而易见，这四个条件就是四个“小系统”，共同组成导弹研制工程的“大系统”，向中央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开展导弹研制工程需要具备的条件。对于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比较容易实现；对于后面三个条件（即研究、设计和生产），由于各自基础和发展的不平衡，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然后兼及研究。”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提高工厂生产能力才可以为设计工作提供材料和零部件；而研究工作由于中国科学院已经集聚一批素有成就的科学家，且已经积累了一些理论研究成果。

“依靠外援”还是“独立自主”

钱学森在美国进行航空科学研究长达二十年，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依据他的经验，以现有基础开展研制工作，“如果只能靠自己，这非二三十年办不到”。但钱学森起草意见书之际，中苏两国正在洽谈援助中国武器研制的项目，其中就包括导弹；因此意见书特别指出在短期内研制成功，“非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大力帮助不可”。据此，意见书提出了向苏联等国家争取“外援”的计划。

首先，选择国内航空科学研究人员以及相应军事、政治人员，组织航空参观团，于近期内前往苏联及其他国家参观并商议合作方案。其次，提出详细的留学计划，意见书指出：

在今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后，调派两种人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一种是到合作国家去学习飞弹火箭制造工艺，同时请合作国家的专家为我国设计飞弹火箭制造的一系列工厂，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飞弹及火箭。第二种人，约300人，到合作国家学习设计及设计研究；这是建立航空设计院的基础力量。他们每人学一个专门方向，一两年或三年为期。同时请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代我们设计大型风洞及推进机试验设备（也要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上述留学生），争取在1957年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基本建设，1959年300留学生回国再请兄弟国家专家200人来我国，配合青年干部600人，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工作。以后每年加入青年干部600人，到1967年达到6000人足数。

在此背景之下，一批中国留学生远赴苏联学习导弹及相关专业，如宋健、孙家栋、王永志、聂力、丁衡高、吴美蓉、张敬良、张贵田、林华宝、童铠、梁晋才、崔国良、孟执中、于本水、刘从军、姚绍福、陈士橹等。

但与争取外援相比，意见书更为关键的是表达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依靠外援并非长久之计，中国必须拥有研制导弹的能力，掌握“本领”。后来，确有一批苏联科技人员在中国研制导弹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国之所以在1960年苏联“撤援”后还能成功研制导弹，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开展导弹研制工程之初就选择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而在这个道路上，最核心的就是一批“高级人才”聚集到此项工程中；钱学森在意见书中列出了一份“高级人员”名单，分别是：

空气动力学：沈元、陆士嘉、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潘良儒；

航空结构：王俊奎、钱伟长、王仁、杜清华、胡海昌、钱令希、郑哲敏、李敏华、范绪箕；

推进机：吴仲华、陈士祜、梁守槃；

控制机：罗沛霖、林津；

火箭：任新民。

他们中大部分人直接参与了导弹的研制工作，而其他人的工作也都与研制导弹有关；正是这些人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基础，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但仅有这些“高级人才”远远不够，意见书为此提出详细的人才培养目标。意见书指出：

逐年扩大中国科学院有关航空的研究工作，在1967年到600人。依照上述发展计划，每年需要高等学校航空有关科门的毕业生如下：

1956年 400人（100人工艺，300人设计）

1957年 400人（完全工艺）

1958年 400人（完全工艺）（开始飞弹制造）

1959年 600人（完全设计）（开始航空设计院工作）

1960年 700人（1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1年 700人（1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2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3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4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5年 800人（2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6年 900人（300人工艺，600人设计）

1967年 900人（300人工艺，600人设计）

到1967年，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400人，设计院技术人员5,700人。

此后，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其它研究机构都开设了相关专业，培养航空科学研究和设计人才；不仅如此，钱学森也亲自上阵，讲授“导弹概论”。那么，钱学森为何要将培养目标放在1967年呢？因为在其起草意见书之际，国务院正在制定1956至1967年十二年科学规划，并将喷气与火箭技术列入重点的发展项目之一；钱学森将时间节点放在1967年，就是将导弹研制计划纳入到全国科学发展计划中，从而争取到国家最大的支持和投入。正因如此，导弹研制工作自从启动之后就得到了包括中央、军工、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工厂等各个系统的鼎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成为一项由上而下的国家级工程；不仅如此，无论是科研和设计人员，还是工厂技术人员，都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废寝忘食，争分夺秒。这也成为中国导弹研制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钱学森后来所总结的：

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

结论

2月17日，钱学森起草好意见书后便提交给周恩来。2月22日，周恩来将意见书送毛泽东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2月28日，周恩来又将意见书批给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和中央军委各委员。这份意见书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实际上成为导弹研制工程的指导方案和技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