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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西方深陷“新平庸“之际,中国经济学趁势崛起
关键字: 林毅夫中国将是世界经济中心西方经济衰退IMF预测中国经济新平庸地缘政治影响
1929年大萧条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将之与当前形势比较,有助于看清现状的主要特征。因此,图3为大家呈现了1929年后和2007年后14年间G7集团GDP增长率变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时段的经济动态。
图3
1.1929年后G7集团GDP下降幅度比2007年后更大——1929年后最大降幅为17.5%,2007年后仅为4.0%;
2.但是,在最初的衰退之后,1929年后G7集团GDP总增长率远快于2007年后。由此带来的累积结果是,同样是危机过后的10年,1929-1939年G7集团GDP总增长为15.9%,而2007-2017年仅为10.9%。这意味着,截至2017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后G7集团GDP总增长率实际上慢于大萧条后同期时段。
3.时间跨度越长,差距越大。据IMF预测,2007-2022年这15年间G7集团GDP总增长率仅为20% ,而1929-1944年这15年的增长率则为62%。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后G7集团GDP增速慢于1929年后的增速。如果说1929年后的经济形势被称为“大萧条”的话,那么照此类推,当下的“新平庸”阶段或许可以被称为“大停滞”了。
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
最后,为简要论述这种趋势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首先必须明确指出,上述分析针对的仅是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G7集团,而非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事实上,正如图4所示,根据IMF预测,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快于G7集团的趋势仍将继续:
1.根据IMF预测,2007-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GDP将增长109%,G7集团仅增长20%。
2.根据IMF预测,2016-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GDP将增长33%,G7集团仅增长10%。
图4
换言之,“新平庸”是G7集团而非世界其他经济地区的特征。特别是,当G7集团陷入持续低增长时,发展中经济体GDP将以更快的增速发展——据IMF预测,2016-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将达到 4.9%,而G7集团仅增长1.7%。此外,IMF还预测,未来发展中经济体GDP总增长的44%(近一半)将来源于中国。中国所倡导的国际重要经济项目如“一带一路”地区经济增长形势也是如此。
其次,G7集团这种极为缓慢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内政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上文谈到的仅是GDP增长率,考虑到G7集团在过去5年人口年均增长0.54%,其人均GDP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见图5)。
图5
据IMF预测, 2016-2022年,G7集团人均GDP年均增长仅为1.1%。这样的低迷增长也意味着,任何周期性经济衰退都会使人均GDP降至极低的水平。比如,2016年的重大政治动荡——英国非理性脱欧,特别是特朗普违背美国绝大多数建制派的意愿当选总统,导致G7集团人均GDP年增长率跌至1%以下。2016年,美国人均GDP同比增长仅为0.8%,其中第二季度同比增长更是跌至0.5%。
G7集团这种极为低迷的经济增速带来的明显后果是,其内部政治动荡仍将继续。
最后,重回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10年后,G7集团尚无能力克服经济低迷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且这种经济缓慢增长的模式仍将继续,这些都明显地暴露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不足。正如林毅夫所说,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导致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经济体陷入停滞。同样,也致使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陷入经济灾难。此外,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缺陷也导致2007年以来西方经济体无法解决经济陷入“新平庸”、“大停滞”的难题。雪上加霜的是, 根据IMF预测,未来五年这种窘境仍将继续。
结论
不管是从实践还是从理论角度来看,上述世界经济趋势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结论如下:
首先,应该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具体特征加以了解,并未雨绸缪。正如习近平曾援引中国哲学家孟子的话:“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这句话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是指,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万物都是与众不同的。
1929年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让人们见识了最迅猛的经济衰退;紧接着,二战后迎来了经济迅速复苏并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因此可能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错觉:经济要么处于快速下降状态,要么处于繁荣状态。但是,眼下G7集团的经济形势特点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它陷入了“新平庸”,一种长期的缓慢增长模式。
其次,在长期缓慢增长的框架下,经济的周期性影响依然存在。比如,继2016年极为缓慢的增长之后,2017-2018年G7集团经济出现适度好转,但仍将陷入缓慢增长模式。“新平庸”意味着,这样的好转只是暂时的,不会转化为长期的繁荣。在此基础上,IMF预测G7集团将于2019-2020年陷入新一轮低迷。
第三,“新平庸”必然意味着G7集团内部会在地缘政治、国内社会和政治方面陷入动荡局面。
第四,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经济体陷入停滞,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些都体现了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错误性,国际金融危机10年后G7集团仍无法摆脱“新平庸”则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因此,不管从经济政策还是社会稳定角度来看,如果中国受到这种明显的错误思想的影响,那么对中国来说将非常危险。
第五,回归本文的出发点:G7集团陷入长期“新平庸”,代表世界经济思想中心部分转移到中国。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任何国家没有先例,中国取得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证明了这套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而且,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前苏联惨遭失败,令G7集团陷入“新平庸”,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经济理论的正确性。
第六,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同样,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发挥的领导作用也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自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来,“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超过了美国二战后发起的应对基础设施和其他投资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的领导作用不断提升,这也是由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当然,这也要归功于中国领导人最大化地扩大了这种理念的国际影响。正如拙文《相比特朗普主义,习近平“命运共同体”为何赢得国际社会青睐?》所分析的,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尽管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不如国家领导人,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虽然国外早有关于中国经济政策、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经典作品。但在目睹了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在西方陷入“新平庸”的反衬作用下,中国当代经济思想著作被越来越多地翻译成外文,并日益为非中国经济学家所熟知。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许多国际代表排队想与林毅夫交谈 作者供图
比如余永定已为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撰写专栏长达七年,现在他的作品也经常被西方财经媒体引用;胡鞍钢关于绿色增长和相关问题的书籍被翻译出版;倡导并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林毅夫在国际上发表了多部著作,他的新结构经济学更是成为波兰发展计划指导理论。我本人则是直接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作品,了解到中国智库与国际的联系日益紧密,其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提升。但在中国之外,许多重要的中国经济学家并不具知名度。不过,西方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缓慢增长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叠加效应,将逐步加快扭转这种情况。
G7集团深陷“新平庸”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现实意义和影响非常重要:西方经济思想没有能力摆脱“新平庸”困境,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经济实践和思想中心向中国转移。再者,G7集团无法克服经济持续低迷难题,也将进一步加快这一转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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