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经济真相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下一阶段的经济战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4%、德国的29%、日本的34%、韩国的36%。³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中国采取最成功的经济政策，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这个差距。

不同国家间的人均GDP差距是与它们之间的技术差距联系在一起的。

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全球科技前沿还需要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据其具体国情，一如既往地成功吸收源于较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仍有巨大意义。

为避免误解，这里有必要指出，上述分析仅代表一般情况。

事实上，在某些特定领域，包括政府实行政策倾斜并投入巨量资源的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和与此相关的空间技术领域，中国有可能极大地缩短甚或消除自身与最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

事实上，中国在其人均GDP逐渐接近发达经济体进而在科技方面逐渐接近全球科技前沿的进程中，能够而且必将在某些民用行业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不可能对所有的技术行业实行政策倾斜并投入巨量资源，中国人在科技天赋上不可能比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更强或更弱，这意味着，鉴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就大多数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奋力追赶前沿科技。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创新？

中国在不同领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这一经济现实决定了对中国极其重要的创新形式。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会谈到，必须将“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但没有真正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于是出现了多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创新”概念，造成了一些混乱，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的分析。

考察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其创新进而对其企业与经济战略的影响，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从经济学原理角度做出分析。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可采用两种方式将其转化为更大的竞争优势：

•用更低廉的价格生产同样的产品。⁴

•产品价格保持不变，但产品质量提高。

至于哪种方式更富有成效，这与国家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最发达经济体因其必然处于科技前沿而得以推出改良产品或新产品，因而它们在推出新产品时，能够采取“价格不变，产品改进”甚至推出“全新产品”战略。⁵

苹果公司就采取了这一战略。该公司长期保持其产品价格不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提高了价格，同时不断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苹果公司的战略并不是削减新产品的价格，因为他们有过前车之鉴：

他们曾对较廉价的iPhone 5c采取过这种办法，但那基本上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苹果公司的战略体现在持续推出品质有极大改进且在同类新产品中独占鳌头的产品，如iPod、iPhone、iPad、Apple Watch等。因为苹果公司依靠推出改良产品或全新产品保持其竞争优势，故人们将该公司的“价格相同，品质改进”战略贴切地称为“产品创新”。

苹果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恰恰是因为该公司完美体现了美国这个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经济体，赖以保持其全球领先地位的产品创新战略。

2015年11月7日，一名研究人员在位于西安的实验室内向记者展示光子集成芯片。光子集成芯片是通过我国自主研发的光电子集成领域技术制造的芯片，可实现对传统集成电路的“弯道超车”。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但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不少经济行业暂时无法弯道超车，进入全球科技前沿。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能力将“产品创新”作为其主要的短期或中期政策而加以推行的观点有点冒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必然是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更确切地说是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在质量上具有可比性的产。

在下文即将阐述的真正经济学意义上，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主要战略仍然是“成本创新”，即综合利用技术、管理和物流等方面的能力和优势降低成本。这是有助于中国实现繁荣的切实可行的创新之路；幸运的是，这条创新之路是足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

上述基本的宏观经济现实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那种认为中国可以靠引进一个iPhone、Google搜索引擎、Twitter等决定性新产品，并将其作为短期或中期创新战略的观点是一种经济乌托邦主义，会误导中国偏离其实现繁荣的实际途径。

另外，因为中国没有实现这样的“产品创新”，而对中国横加指责，就是一种纯粹的经济乌托邦主义和战略“空想”。中国必须，至少在短期内，必须以华为、小米、三一、万向、中集和其他一些公司为典范的高度成功的战略为主导，即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质量上具有可比性的产品。

为避免误解，有必要指出，上述分析仅代表一般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引进新产品，甚至也不意味着中国企业非常娴熟于对领先产品的渐进性改进，其本意只在说明中国要想在未来期间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中国仍然必须将“成本创新”而不是“产品创新”作为创新的主要形式。

现以众所周知的小米公司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早在2015年，小米公司就已成为世界上最被人看好的业界新秀，但直到今天西方仍有人愚蠢地指责小米公司“模仿苹果”，甚至嘲讽小米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军在服饰和新产品发布会方面也刻意“模仿苹果”。⁶

实际上，小米公司在利用社交媒体、密集安排产品销售等方面实现了对产品的大幅度渐进性创新。小米公司相对于苹果公司的决定性优势是价格，即以更低廉的价格推出具有可比性的产品。小米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完全是因为它将根本性的成本创新与渐进性的产品创新结合起来，这是该公司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做出的正确选择。7

在苹果公司创始人、被视为美国高科技行业象征的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之际，发生了一场讨论，有些人将中国没有出现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人物归咎于“刻板”的教育体制，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中国科技行业在产品创新方面达不到美国的水平是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不及美国的1/4，无论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多大的变动，无论怎样鼓励学生的“创造性”，都不可能短时期内扭转这一现象。只有中国的人均GDP大体上与美国处于同等水平时，中国在产品创新方面的能力才能大体上与美国处于同等水平。

现根据历史资料说明这个问题。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1%，⁸在与美国相比较方面，与1951年的日本或1982年的韩国地位相当。当时的日本和韩国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相似，农业人口不再占主导地位，已逐步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在随后的十年里，日本和韩国戏剧性地取得了钢铁、造船、建筑设备等中度科技行业的领导地位，这也正是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上述行业与日本和韩国所处的按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而日本和韩国在上述行业的成功最终使它们得以跻身于繁荣社会之列。

1951年的日本或1982年的韩国因其人均GDP与美国差距很大，在“产品创新”方面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基于同样的理由，那种认为今天的中国在“产品创新”方面堪与美国相比的观点还为时过早。中国要实现繁荣，就不能依靠那些根本不可能的经济空想，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经济规律办事。

什么样的创新是有决定意义的？

既然靠引进新产品系列以进行“产品创新”，不能成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其竞争优势并逐步走向繁荣的主导形式，那么，中国应采用什么样的创新形式？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应采取完全可靠的、强有力的、经实践检验效果良好的竞争战略，保持价格和价值方面的优势。

但中国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这种竞争战略不可能采取“低价格、高质量”的做法，因为在产品质量既定的情形下，低价格是以低工资为依托的，但正如第2章所述，按全球标准衡量，中国已经不再是低收入国家。

中国的人均GDP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一事实体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工资比较上。这里不妨回顾一下第2章的内容：中国普通的工厂工人日均工资为27.50美元，而印度尼西亚为8.60美元，越南为6.7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工资是印度尼西亚的3倍、越南的4倍。

因此，中国现已没有基于低工资的价格优势或竞争优势。中国的价格和价值优势必将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创新、管理能力和其他非工资优势。也就是说，在产品质量（高价值）既定的情形下，只能通过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发展和创新而不是通过低工资来实现低价格。

在中国未来期间，这种“成本创新”仍然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关键。

中国在“成本创新”方面的实力

最初，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没有认识到上述宏观经济原理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影响，因而严重低估了中国在上述成本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致使不少西方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吃尽了苦头，好在这种错误观点现已得到根本性的纠正。

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合著的《奔跑的红色女王》是研究中国成本创新能力的最重要的西方著作之一，他们对西方人在这方面的早期研究有如下评论：

搜寻众口相传的“真正”创新的产物，即那种类似于硅谷的新兴产品创新型行业基地。如果他们发现了这种基地，就会宣布……创新政策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发现，他们就会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现实中，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创新行为不仅体现在全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开发方面，而且至少同样程度地体现在创新成果的传播、应用以及渐进性、组织性和流程创新方面。⁹

因此，“对中国来说，在创新的其他方面表现卓越是其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中国……形成了在科研、开发和生产链诸多环节创新方面令人敬畏的竞争能力，这些环节的创新与许多新兴产品创新一样，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创新能力不仅体现在流程（或渐进性）创新，还体现在生产组织、制造技艺和技术、交付和设计方面。¹⁰

现代西方研究目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竞争优势，成本创新是中国企业能够胜出且在实际上已经胜出的必不可少的领域。中国远非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善于“创新”，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成本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西方对中国“成本创新”实力的分析研究

由于西方企业在践行成本创新的中国企业面前遭受过严重的挫败，中国企业的成本创新实力成为西方人深入研究的对象。

以中国在成本创新这一关键领域的实力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要研究成果值得强力推荐者甚多，不乏论证透辟之作，现聊举数例：曾鸣和彼得·J·威廉姆森合著的《龙行天下》；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合著的《奔跑的红色女王》；查尔斯·杜伊格和基思·布拉德舍的《苹果为何不救美国？》；维杰伊·戈文达拉扬和克里斯·特林布尔合著的《反向创新》；彼得·马什的《新工业革命》。¹¹

上述著作从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广泛研究，内容具体详尽，可视为本书所阐述的宏观经济过程的佐证，也是了解有关竞争战略的重要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西方分析人士与在中国人成功创新的凌厉攻势下吃过不少苦头的西方企业接触颇多，比中国的某些媒体评论人士更了解中西方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现实，因为中国的这些媒体评论人士往往出于政治动机，动辄不恰当地从意识形态角度指责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全球市场的竞争趋势。

本章旨在将上述个案研究成果置于本书探讨的基本的宏观经济过程框架下，以便二者相互印证。

对于中国企业在各行业的迅速崛起，第10章将加以分析，本章仅探讨创新方面的竞争战略，意在表明上述企业研究所分析的经济过程受上文阐述过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力量的制约，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宏观经济力量的确实存在。

国际价值链中中国的位置

提高生产率的最强大力量，即包括国际劳动分工在内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成功推行成本创新创造了机会。

这是因为现代全球行业结构鲜明体现了亚当•斯密分析过的不断增强的劳动分工过程，构成了丹•布莱兹尼茨和迈克尔•默夫里等人分析过的趋势赖以形成的事实依据。他们指出：

得益于全球服务与商品生产环节的变化，中国目前的创新体制从中期和长期角度来看是可持续的。全球化造成了工业和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的碎片化。

从第5 章分析过的宏观经济过程可以预料到，全球劳动分工的发展将继续深化：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出现了广泛而迅猛的生产活动碎片化（又称分解化、分散化或模块化）过程。这意味着商品的生产和服务不再以位于某个国家的等级森严的企业为组织模式。企业日益将其业务活动分割为规模小且相互独立的模块并将其分包出去，甚至分包到海外。这一碎片化过程改变了国际经济体系，使不同地区分别专门从事某特定行业中某特定环节的生产活动。¹²

全球化劳动分工进程还将沿着宏观经济理论预测的方向继续下去：

即使硬盘驱动器之类的组件和子组件也被分为若干相互独立的环节，并将其分散到全球不同地点生产。¹³

现就全球化中的生产活动碎片化过程聊举一则对中国有借鉴价值的实例：世贸组织发现，在一款普通的美国轿车中，仅有37%的价值是在美国实现的，另有30%来自韩国，17.5%来自日本，7.5%来自德国，4.0%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2.5%来自英国，1.5%来自爱尔兰和巴巴多斯。¹⁴

从这里可以看出，非美国企业对一部美国汽车价值链的贡献率为63%；在该汽车生产链的许多环节，成本创新可产生竞争优势。再举一个“高端市场”实例：一款德国制造的豪华轿车，其价值的2/3是在德国境外产生的。¹⁵

再看一下电子行业：苹果公司是电子行业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大公司之一，如按总市值衡量，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截至2012年，苹果公司直接雇佣员工6.3万人，其中4.3万人分布在美国，2万人分布在海外。但全球有70万人受雇于苹果公司的承包商，相当于苹果公司直接雇佣员工人数的10倍以上，他们几乎全部分布在美国境外。¹⁶

苹果公司的生产活动在中国最终完成。正如杜赫格和布拉德舍在其详细的研究论文上所指出的那样：

尽管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所有iPhone都包含数百个零部件，预计90%是在海外制造的。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德国和中国台湾，存储器来自韩国和日本，显示屏和电路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芯片组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这些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组装到一起的。¹⁷

可将国际劳动分工推动下的全球化生产过程，与上一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福特式”大规模生产的20世纪典型模式相比较，该模式以单个的公司甚至工厂为基本经济单位，内部实行等级森严的垂直性管理，最极端的例子是金属从一端投放进去，汽车从另一端开出来。

但在不断增强的全球化劳动分工推动下，该模式日益被无数专业性生产者取代，这些专业性生产者参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和创新，从而形成“分散性创新网络”。¹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