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像孟山都这样商业公司，出售的种子没有可繁殖性，一次用完就完了，不可能留种。他们是把世界各地的种子开发后，拿到版权，将生物多样性转化为商品生产，转基因问题不仅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食物主权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粮食生产完全走市场化、工业化的道路，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孟山都化”。

国外反对美国生物巨头公司孟山都（Monsanto）的街头游行

郭春林：农村被国际资本所控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农”问题要比十几年前更加严峻。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核心仍然是农民的问题，第一轮的“三农”规划没有解决农民主体性的问题。今天如果仍然不回到农民的主体上，这个问题还是无解。

要让农民自己说话，给他们一个说话的空间，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都懂。一些知识分子读了本科、硕士、博士或者是教授，还有一些官员下乡的时候，指手划脚，觉得农业应该怎么样，农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的主体性其实早就被剥夺了。开玩笑地说，生产资料和生产者被剥离了，生产者不拥有生产资料，生产者最后当然只是一个劳动者或者只是一个劳动力。

媒体其实同样也变化，看起来我们这些人可以靠自媒体弄一个小号，自娱自乐，和那些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的广大群体来讲，或许用一个简单的词“底层”来比，什么都不算，你撑死有一万粉丝，十万加又如何？那是五个亿，五个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当然就要说到，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学成立了城市与乡村文化研究中心，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只在城市里谈城市，在乡村里谈乡村，更糟糕的是在城市里面谈乡村，乡村里面谈城市。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少，今天城市里面谈乡村的人很多，谈乡愁，谈得眼泪都下来了，但也就是一种想象，一种幻想。

怎样克服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走出一个城市与乡村整体性考虑的一个方向的话，还是可以为当代世界做一点贡献。如果我们不能，我觉得中国不过是在复制。

罗岗：问题是中国不能够复制，也复制不了。

郭春林：复制不了，更麻烦。现在的状况就是，比如刚才说的一些主流，他们看到了复制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他们想的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大方向仍然是继续复制。关键是，你就算复制成功了，也并没有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正面的范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有一个城市与乡村的整体性视野。

同时，我们提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性视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起码是我个人比较坚持的，就是要以工农为立场。所谓的工农联盟，不仅仅是我们在宪法上能够找到的那个依据，也还要回到真正的现实中，而不是在一个所谓的知识现实当中，比如说媒体或知识界建构起来的一个现实。我们现在的学术生产、知识生产，包括艺术创造、文化创造，相当一部分人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或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有那么多的想象，我来给你们提供一个方案，这些方案完全是来自于外界的，而不是来自于内部的。

这也就是我提出“再现”这个关键词的出发点。我们之所以提出一个再现的主题，是因为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再现的方法或是再现的基本模式仍然是启蒙主义的模式，你是愚昧的，我是有知识的，我要给你启蒙，于是，就完全变成一个主体和客体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城乡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和现实之间也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这个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必须打破这样的二元对立。从这个主体性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回到工农的那个立场，而不是在一个知识者的立场上。

毛晨雨：我2003年开始做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很想做中国乡村社会调研场景还原项目。到2012年，做了十年，发现身体和土地接不上，我们在那个地方观看现场的时候，看见的东西有限，看不到种田等一些的劳作，没有自己的体能消耗，没有一些实践性的东西。于是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重新开始种田，而且我成为当地的大户。（笑）其实不是大户，是当年种田最年轻的，没有人种，我当时是36岁，2012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