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话到此，有人一定会说，既然战斗部队可以裁撤，多余的军队医院为什么不能成建制移交地方运营。问题是，此想法虽不错，但决策层却不能这么简单考虑。须知，军队开始批量列装高科技装备，带动军事战略更新是新世纪之后的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旦发生大的战争，中国军队依然只能依靠传统陆海空军，拿着传统装备打“人海战术”之仗。如此方式作战，战伤比例肯定很高。如前文所及，处置和治疗战伤，非一般地方医院之所长，否则，自会有更多受伤官兵因战伤处置不到位而付出“二次牺牲”之高昂代价。由是，对多余军队医院是裁还是养，这对决策层而言无疑是个难下决心之两难。

第四，那个年代，一方面军队医疗保障经费投入不足，但军队对医疗技术的深入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对国际军事医学的跟踪追赶，却不能因为经费短缺而中止。与此同时，军队病人减少而军医的临床医技却不能原地踏步，客观上也需要地方患者来确保军医们有一定的“临床工作强度”。否则，军医们的医技和整座医院的医疗水平自会“不进则退”。

凡事有利必有弊。针对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利大还弊大的讨论，短时期内，人们很难得出较一致的结论，但有如下几条当成为讨论之前提：

其一，讨论分析时立场要持中，切忌立场先行然后刻意找论据。

其二，讨论分析当心平气和进行，切忌走极端。

其三，军队医疗资源对地方开放，的确带来了和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腐败与亚腐败问题。尤其不可否认和无从回避的是，军队医院有偿服务所派生的种种乱象，肯定是军队腐败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既然徐才厚、郭伯雄之类危害更大的军队腐败毒瘤照样可以切除，军队医院有偿服务的乱象怎就不能得到遏制。就此，社会当有信心。

其四，这几年，军地医疗纠纷逐渐高发，地方患者往往向地方医卫部门投诉，每每得到“军队医院的问题不归地方管”的答复。于是有人断言，军队医院有偿服务没有规矩可循。事实是，为规范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平息舆论对军队医院之非议，原总后勤部及总后卫生部都曾出台有一系列约束性规矩，譬如《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军队医疗机构业务帮带管理规定》《关于规范军队医院服务诊疗流程和行为的通知》等等。对擅自扩展床位规模、对外出租承包科室、发布医疗广告等10种违规乱纪行为，这些规定都将视情节轻重依规设有通报批评、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所见，问题不在于规矩缺失，而是规矩成了“纸老虎”。至于规矩为何成为“纸老虎”，若脱离了徐才厚、郭伯雄“实际控制军队”达10年之久的历史背景，所寻求的答案肯定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今年3月，经重新整合充实后的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计划用3年时间，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因魏则西事件持续发酵，又有人撰文认定“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包括军队医院在内。

这个结论也有失偏颇。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的公开答复是：根据统一部署，三年内将分步骤停止一切军队有偿服务。但军队医疗、科研等任务都将纳入军民融合体系，军队医院在完成军队医疗任务前提下，将继续为地方人员提供服务，并探索纳入国家医疗保障新模式。对杨宇军的答复作字面解析，三年之后，军队医疗资源军民共用的大格局不会改变，关键性看点则在如何“纳入国家医疗保障新模式”之内，以及“军民融合”作何具体操作，尤其是如何“付费结账”。

由于国情及军队建设管理的历史条件不同，各国军队医疗保障制度和模式也必然不同。讨论分析中国军队医院有偿服务利弊得失，不能从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出发，只能立足于国情、军情和社情。回到当下的舆论焦点和调查焦点说事，作为治标措施，以武警北京二院作为切口，整治军队医院有偿服务乱象行动已经开始，假以时日，必有不少军队医院内的“害群之马”会遭到军法惩处。但是治标不可能在短时期就能完成，一定有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至于治本，所费时间肯定更长。

这一次，军委相关部门及武警总部，能以同舆论抢时间的姿态向涉事医院派出调查组，并将信息公布于社会，既是个不小进步，亦是个不再遮遮掩掩讳疾忌医的值得期待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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