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高低，巧用实力

中央十分强调“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化，应当得到全面和正确的理解，但是有的地区可能把相关的政策解读为“中低速”发展的趋势，这就导致有的地方在经济指标制定过程中“就低不就高”或“宁低勿高”的倾向。这样做虽然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也可能产生压抑市场自身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以往的年代曾经发生过，并给经济恢复造成较长时间的“还魂期”。因为，市场的自身能动性和积极性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灵魂力量”，我们必须注意保护和发扬。

中国目前正处于结构调整期，这个期间的任何波动都会对经济整体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有的产业如钢铁、水泥、氧化铝等处于“死机”状态，期望未来能够“起死还生”；还有的产业如纺织、成衣生产等正处于“待机”半死不活状态，都在力争避免“死机”以求获得“重新启动”的机会。各地政府在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给那些正处于“待机”或“死机”状态的产业“给养补充”的机会，保存适当“体能”以便在机会来到时能够迅速恢复“产能”，完成结构转型的需要。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适当保存“适度产能”以应对突发需求，涉及国家的战略安全大局，是十分必要的考虑。

中国GDP增长依旧有潜力，没有必要避之不及

外部内部，因素互补

现在国际国内谈到当前经济形势时，几乎都使用一个共同语言：“外部因素”。欧美国家谈到他们的经济复苏困难时总说是“受到了外部市场疲软的影响”。他们所说的“外部因素”是指“中国因素”。而我们在谈到本国经济面临困难时也同样使用“外部因素”这个表述，当然我们是指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下降造成的冲击。看来，中国和国际市场互为“外部因素”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两者都是“绳子上的蚂蚱”。那么再强调“外部原因”为低GDP的理由显然已经没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认真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精力解决内部因素问题，在完善需求同时改善供给，把发展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里，我们就能够有效阻止经济进一步下行，让经济尽快稳定，积蓄力量，实现中国的两个梦想。

所以中国要想取得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正确解决“发展与环境，发展与质量，外部与内部”这三个矛盾，解放思想，释放生产力，激活创造性。否则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而不能大胆地挖掘发展潜力，甚至失去发展的宝贵时机。

在分析长江三角区的地方发展指标时，我们会观察到这些地区在2016年的经济规划中是留有余地的。这除了表明这些地区政府的精明之外，也证明他们对未来的经济走向存有疑虑和担心，所以他们的计划明显保存实力，留作备用。而上海依然像一个“个别生”一样坚持不公布具体的GDP发展指标。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属于“创新”，而是一个“自信心”的问题。上海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作用十分巨大，无可替代。上海的创新能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加强之中。上海应当给国人以充足的信心和正能量，帮助全国的经济稳定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创新挖潜，前途无限

在许多地区，在多数领域，保持一定的“高速”发展潜力和动力确实存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保护和发掘它们的发效机率。

根据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有10个省市的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广东、江苏和山东的总产值已经突破六万亿元大关。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虽然遇到下行困难，但是基础动力依旧稳定，证明中国要保持的“中高速发展”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标准。我们应当辩证、科学地处理好“发展与速度”的关系，做好工作，实现经济降速，生活上升；产值下降，收入增加；企业转型，就业不减。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和降速的困境，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现象，从长远看是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得到逐步缓解和改善。中国经济不怕降速，就怕失速。片面和不科学地调低GDP指数未必是个安全可靠的做法，相反会导致多重关系失衡。因为只有当经济发展要素发生扭曲和变形之后，就可能出现“失速”的危险。目前支撑中国稳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的“消费信心指数”不降反升，达到48%，整整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中国的经济基本盘是乐观的，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未来是有信心的。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应当尽快祛除不必要的“恐高症”，让GDP回到合适地位，让公众更多体验到改革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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