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人质汤川遥菜遭ISIS组织杀害的事件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关于这一事件的走向，以及另一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的命运，成为了国际传媒的一个热议话题。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日本传媒的报道力度，甚至还不如它们先前对英美等国人质遇害事件的报道。读卖、朝日和产经等大牌新闻社的有关报道，集中在对事件经过的所谓“客观报道”以及对安倍政府的“积极营救”方面。或许是基于对另一名幸存人质后藤健二人身安全的考虑，日本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都很有保留，尚未见到有将本次事件与日本和伊斯兰世界间关系加以联系与引深发挥的。

“政府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去救人质”

然而就是这有限的关注度，也充满了“日本特色”。自然，在媒体采访的场合，我们不难看到每个受访者都会露出悲伤的神情，哀悼汤川被害并祈祷后藤平安无事。也间或有对安倍在中东积极宣称要在“反恐战争中”发挥日本作用的言论是否招来了ISIS的报复这样的议论（这种论调主要集中在政治色谱偏左的反对党议员和外交官中）。可是，正如日本作家山田顺所指出的那样，多数日本民众对此事件的真实想法是“既然汤川和后藤明知自己前往的目的地有着高度风险，那么他们被绑架就纯属自作自受，政府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去营救”。

在此种“责任自负”思维的驱动下，日本网民对人质事件的讨论，充斥着对汤川和后藤前往叙利亚一事“真实背景”的种种揣测乃至于诘难。只不过，绝大多数的讨论将此次事件归结为汤川和后藤二人鲁莽的个人行为，基本上没有人会联想到日本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日本人与穆斯林的相互关系。这与ISIS在斩杀汤川之后，向日本国家和全体日本国民发出警告一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情形，既反映出日本公众在有关外交事务上，习惯于采信政府公报与媒体报道的倾向，也体现了他们在认知与心理上，对伊斯兰世界与穆斯林社会的疏离和缺乏关心。似乎那里的人与事都与日本这个僻处海上的岛国没有什么关联，离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委实过于遥远了。反倒是生活在日本的穆斯林社群反应十分敏感。根据NHK的报道，日本国内最大的穆斯林组织——日本穆斯林协会在人质被害后的第一时间，发表了哀悼被害人与谴责ISIS的声明。部分旅日穆斯林亦对事件有可能给他们在日本的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表达了忧虑。

那么，日本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与相互认识是经过了怎么样的历程才发展至今的？日本的穆斯林社群在这个文化心理上较为封闭的岛国上又处于何种生活状态之下呢？

日本最大的清真寺——东京卡米伊清真寺

日本清真寺内部

隔山隔水，日本和伊斯兰世界艰难沟通

历史上，僻居太平洋上的日本与伊斯兰的中心地带中东与中亚相去太过遥远。因此，从现今已知的历史资料上，找不到阿拉伯帝国以及其后的穆斯林诸王朝与古代日本之间的官方往来记录。不过，在成书于公元8世纪末期的日本官修史书《续日本纪》中，记录了公元736年一位名叫李密翳的波斯医生随第十次遣唐使团返回日本的事情。而在成书更早的《日本书纪》中出现的“乾豆波斯”，则被部分日本学者指认为是从印度来到日本的波斯人。从年代来看，此时的波斯地区（历史语言学概念上的波斯地区，包括今日的伊朗和阿富汗等地）正处在阿拉伯帝国卧马亚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些存在于日本史书中的只言片语，成了穆斯林来到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此外，在现存的正仓院文物珍品当中，也有若干件制造精美的萨珊风格的波斯玻璃器皿，反映了早期伊斯兰文明与日本的交流史实。

尽管在13、14世纪的历史资料中，亦能见到来自波斯或者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来访日本的蛛丝马迹，但毋庸置疑的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日本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仅存在若干次间接的往来个案。古代地理知识的匮乏与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得双方无法展开持续且有深度的相互交流。

进入17世纪，尽管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阻碍了这种交流的实现。不过，借助于来过日本的欧洲人所提供的情报，伊斯兰世界与日本之间在江户时代开始有了间接的情报与文化的交流。由17世纪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大学者雅提甫·切勒比撰写的地理学著作《世界之镜》，是伊斯兰世界第一次对日本的历史地理与风土人情进行详细介绍的著作。这些有关日本的情报多半来自于当时唯一与日本保持着通商关系的欧洲国家荷兰。无独有偶，日本方面也通过长崎荷兰商馆的渠道，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在新井白石1708年编纂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摩洛哥、埃及和中亚等伊斯兰地区的地理与物产情况。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采览异言》中，新井白石在日本第一次介绍了伊斯兰这一宗教及先知默罕默德的事迹。自然，在锁国体制的支配之下，这些知识只能为幕府的少数上层所了解。

日本人真正开始广泛接触和认识伊斯兰世界是在明治维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