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成为当下争执不下的话题。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两驾”，消费和投资是相互排斥、完全对立的吗？是否存在二者相契合的方案？

去年的基建投资增长9.4%，成为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大亮点。2023年，新老基建投资会如何表现？去年民间资本投资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又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宏观经济学家刘元春做客观察者网“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访谈，带来深度解读。

“经济学家建言2023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在两会前夕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十余位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数字经济、稳投资、促消费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3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王慧 整理/张菁娟、王慧 审核/朱敏洁、周小婷】

观察者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说到扩大内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从历史上看，扩大内需战略曾在1998年、2008年、2015年被重点提及，本轮扩大内需的战略和之前有什么异同？

刘元春：第一个不同点在于，目前我们是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面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在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没有实现常态化的情况下，需求肯定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要利用一些政策促推经济社会秩序的常态化，从而恢复消费和投资。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目前世界经济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之间的冲突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进入到目前的滞胀状态，尤其是2023年全球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低。

因此相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目前虽然也有外需的剧烈冲击，但这种冲击是趋势性的，不是短期冲击。更重要的是，2008年我国没有面临房地产的深度调整，2015年房地产的调整也是周期性的，而2023年房地产整个行业的基础参数和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是周期性、趋势性、政策性相叠加的产物，可能比以往调整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难度要大。

因此，2023年扩内需与2008年和2015年前两轮相比，所面临的问题、所叠加的冲击因素要复杂得多。这也决定了今年我国扩内需政策的着力点和力度都可能与以往会有很大差别。

至于相同之处，我认为，首先是外需均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其次，由于各种因素的冲击，房地产都出现了或深或浅的调整，从而导致内需不足成为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观察者网：您一直强调，2023中国扩大内需必须实现扩消费与扩投资的平衡。问题是，怎么平衡？如何找到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项目或者方案？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理清消费下滑和投资下滑的原因。

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冲击导致社交隔离，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处于相对停摆状态，从而导致常态化消费场景缺失，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因此，短期内促进疫后消费恢复很重要。

投资下滑的核心体现在房地产的深度下滑。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下拉固定资产投资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信心的不足，特别是资本“躺平”，导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大量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行业也因亏损，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

因此，要同步启动消费和投资，首先要使中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常态化，即恢复正常社会交往、经济交易。

第二，我们要通过一些政策性工具使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尤其要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给予明确补贴。对于一些投资主体也是如此，一方面要逐步改善他们的投资信心、投资预期，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投资能力给予相应扶持。

从原因到政策，然后我们再分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协调。这其中的协调在于：

消费是慢变量，不能太急。如果过度刺激，会导致消费替代，导致当前过度透支未来的消费，比如1月份汽车销售又有所下降。

消费政策或许可以使某个阶段的消费数据好一点，但它很有可能会产生消费替代。消费的恢复要建立在生产秩序恢复、市场循环恢复的基础上来进行政策加力，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消费场景。

比如说，目前，我国依然对汽车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刺激，但可能很难产生与去年同样的效果。因此，我们要为消费政策的启动寻找新载体。我们之前提出建议，这个新载体可能是以装修为主体的新一轮消费补贴、消费刺激政策。

原因很简单，住宅商品化改革是1998年，我们住房的装修周期一般是在10年至12年。从1998年到现在，24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即将迎来第二轮大装修，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需要装修。如果此时国家出台装修补贴政策，会对我国装修行业、家具行业等有拉动作用。

与这一政策相对应的另一个政策就是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居者有其屋”、“房住不炒”依然是我国房地产发展战略性的落脚点。如果一个社会的盈利是靠炒房地产维系，这个国家一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也一定不能完成大国崛起和民众福利全面改善的目标。

因此，目前房地产的启动不能仅靠居民在高负债的状况下进一步购房，而是要启动“政府轨”。政府目前应该集中力量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居民，特别是农民工阶层才能真正的市民化，这其中可以激发大量消费潜力。因为当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解决住房问题、养老问题、“一老一小”问题，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文明，他们就能够放心的进行消费。

曾经有过测算，一个农民从农村进城之后，他的消费能力能够提升两倍左右。但是，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解决上述几大问题，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那就不可能消费。即使他们看起来像是常住居民了，也不会释放出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中相应的消费潜力。

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方案：一方面，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住房，使他们能够拿出钱来装修，同时政府又给与相应的装修补贴。“衣食住行”中的“住”占消费的比重接近30%，如果我们在此发力，并且密切与房地产市场的大调整，房地产投资低迷相结合，这将会是一个“一石几鸟”的方案。

如果我们把投资和消费分开来考虑，比如说拼命修桥，拼命进行一些没有资金收益的项目，虽然在短期内能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但是过几年就可能变成无效的产能，甚至烂尾楼。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债务进一步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滚越大，经济的动力就会越来越衰竭。

因此，不是投资越多越好，而要把握动态平衡。当期的投资在未来会变成产能，未来的产能如果没有很好地转换成消费、没有转换成再下一期的投资，经济就会出现萧条。消费亦是如此，过度消费必定导致社会投资不足。

目前，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离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距离还很远，我国依然处于快速赶超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想穷奢极欲，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费也存在动态平衡，需要与我们的经济赶超目标相匹配。目前我们的储蓄率较高，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上寻找平衡点，一个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匹配，另一个是消费和投资在动态中的平衡。

从理论上看，中长期的增长一定是靠投资、靠创新，而不是简单的靠消费。但是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一定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来使收入分配所形成的消费能力与供给能力具有匹配性。

这里面原理很简单，但目前大家争论得天昏地暗，非要强调哪一个很重要，实际上动态平衡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