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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民主权政体的政治神学和史学问题(三)
关键字: 德意志腓特烈二世国王宪制法典奥尔格尼采古典史学可是,拉伽德的政治观点以反犹、反妇女解放、复兴帝国之类主张著称,自然会得到纳粹愤青的青睐。如今,仅凭“秘密的德意志”这个名称的起源与拉伽德的关系,也让人觉得,格奥尔格圈子与法西斯主义难以完全摆脱干系,尽管大作家托马斯·曼和著名犹太教学者马丁·布伯也是拉伽德的崇拜者,却不便说他们与法西斯主义有干系。康托洛维茨把“秘密的德意志”说成看不见的精神帝国,在拉伽德那里也可以找到类似说法:
我们所热爱并渴望看到的那个德意志根本不存在,而且也许绝不会存在。这个理想不过是某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东西……人们只能靠着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星球散发出来的充满秘密的温暖(an der geheimnisvollen Wärme)才能生长发育……如果我们以否定的姿态应对这个明显受到非德意志影响的时代生发出来的、如今大行其道的不道德行为,如果我们为了抵御和克服这些不道德行为而结成公开的同盟(外在的标志和记号、严格的风纪,在这一同盟里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德意志。(转引自《秘密》,页78)
托马斯·曼
康托洛维茨把拉伽德的言辞置换成了新约圣经的语式(《约翰福音》18:36;《马太福音》11:15),把“秘密的德意志”的精神寓意说成“上帝国”那样的“属灵帝国”,意在强调格奥尔格是古典人文主义者,他最热爱的历史人物是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样的伟大诗人。换言之,格奥尔格希望建立一个具有“精神同盟”性质的精英圈子,其精神企向是精神贵族,从而与纳粹政党所忽悠的大众民主精神绝然对立。尽管如此,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人们怎么看待一件事情,与当事人如何看待自己,很难达成一致。在时过境迁的历史回顾中,情形更是如此。6
可以肯定,格奥尔格拒绝纳粹的青睐,是因为他憎恶激进的大众民主。7 在《新帝国》组诗中,有一首诗标题就是“秘密的德意志”(作于1922年初夏)。诗人在开篇唱到:
将我拖向你的边缘
深渊,但别迷乱我!
永不餍足的欲望
从极地直至赤道
处处留下宽大的足迹
并以无情的强光
恬不知耻地照遍
世界的所有毛孔。8
什么是“永不餍足的欲望”,它甚至“恬不知耻地照遍世界的所有毛孔”?难道是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或纳粹愤青的欲望?而非坎托重申的公民社会价值?1933年的德国政变,标志着德国这个国家的身体正被拖向“深渊”。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深渊”?康托洛维茨在1933年底作题为“秘密的德意志”的学术报告,是否意在警示,德国这个作为国家的身体将要步入人民主权被斩首后难免形成的深渊?
激进民主的共和论认为,人民主权的政治体不应该有“头”。可是,在政治现实中,共和国这个政治身体一旦陷入危难之际,必然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头”。何况,一个有机的完整身体必须有“头”,官僚式的职业政治家,很难为一艘行使在大风大浪中的航船掌舵。倘若如此,问题就不在于共和政体是否应该有“头”,而是这个“头”是否高贵、有高尚的政治德性。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政治理论必须关切“头”的道德德性,国民教育也必须注重传统的圣王德性教育。否则,在国家危难时刻,公民不会去辨识必然会伸出来的“头”是正是邪,品质高贵还是低劣。公民共和主义论断然否定共和政体应该有“头”,因为所有的“头”都坏,理所当然不再关切政治体的“头”的德性,仅仅呼唤公民直接参政的德性。在1933年的历史时刻,德意志共和国的公民们不能认出“头”的邪恶,应该怪谁?
格奥尔格的《新帝国》中有两首诗献给自己心爱的弟子斯陶芬伯格(Berthold von Stauffenberg,1905-1944),他是国际法专业极为出色的新秀,自上中学起就热爱诗歌,1944年成了刺杀希特勒的地下秘密组织的密谋者,事败后被枪决时不到四十岁。9 若有人推测,格奥尔格当年写诗题献给斯陶芬伯格,无异于暗中委托他必要时对希特勒下手,那么,我们不应该觉得离谱。毕竟,格奥尔格和他热爱古诗的弟子熟悉古希腊古风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约公元前630-590)的诗作,其背景就有刺杀僭主的事情。
坎托非说康托洛维茨与纳粹意识形态有牵连,以此诋毁康托洛维茨的史学,这种不讲道理的讲法背后,隐藏着某种不便明说的政治史学缘由。经历过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历史悲剧之后,德国史学家们痛定思痛,不得不思考德国这个身体为何步入深渊。起初,史学家们的“共识”是,纳粹掌握政权,纯属欺人太甚的凡尔赛和约所致,与德意志的帝制传统不相干。随着民主史学的兴起,这种史学“共识”很快被否弃。
新派史学认为,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个深渊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有历史连续性:威廉二世的帝国未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才会导致第三帝国的纳粹专制。10按如今最为新派的德国现代史家韦勒的观点,威廉二世时代的权力精英们,为了自己的特权和利益,竭力维持各种反民主、反平等、反现代的价值体系,才使得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背上沉重的历史负担。11 康托洛维茨要是有幸活到1980年代,他看到这样的史学反思,恐怕会感到好奇:历史的事情真的那么简单?
康托洛维茨在1945年动念撰写《国王的两个身体》,应该被视为他对德国人步入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个深渊做出的史学反应,正如他当年撰写《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是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918年崩溃做出的史学反应。《国王的两个身体》谈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事情,看似与二十世纪的德国历史毫不相干,但仅仅对于实证史学家以及服膺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史学家来说,情形才如此。坎托的《中世纪文明》与当今的激进民主论隔得如此之近,人们也不能说,《国王的两个身体》与当今的政治思想必须面对的大是大非问题,隔得如此之远。
我们必须重视,康托洛维茨在“前言”中说,他动念撰写《国王的两个身体》是在1945年。鉴于实际上他很可能早在1930年代末期已经有了这个念头,现在特别强调1945这个年份,多半有特别用意。明摆着的事情是,当时的德国再次遭遇“空位期”,或者说再次面临国体重建。由此来看,康托洛维茨开篇就说到源于英格兰的议会主权制与源于欧洲的王权主权制的差异,恐怕不是信笔而至:
欧洲大陆的法理学,也确实发展出了关于一种双重至高权(duel majesty)的政治理论,人民的实际至高权(maiestas realis)和皇帝的身位至高权(maiestas personalis),还有相当多类似的区分。但是,欧洲大陆的法学家并不熟悉英国所发展的那种议会制度,“主权”既不单独归于国王,也不单独归于人民,而是归于“王在议会”。即便欧洲大陆的法理学可以很容易构建出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或者将君主等同于国家,但绝不会将君主理解为一个sole corporation[独一合体],这显然是一种来源复杂的混合物,在其中,政治之体由议会来代表这一点,绝不会遭到排除。在任何程度上,对于英国这种“生理性”的国王二体概念,欧洲大陆并没有产生与之完全对应的观念——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概念上。(《两个身体》,页20)
由于当年施米特的政治神学议题直指自由主义的代议制理论,这段说法会被人视为康托洛维茨与施米特的差异:似乎施米特反对英式议会制民主,康托洛维茨则赞同这种议会主权制。 在施米特那里,王权问题转换成了“总统专政权”问题,这意味着,施米特在接受现代的人民主权说的前提下讨论问题。
施米特的确质疑议会主权制,他不相信人民主权的共和政体应该没有“头”。但是,要说康托洛维茨赞同议会主权制,恐怕很难成立。
《国王的两个身体》在诸多关键问题上言辞含混,根本论点并不含混:作为政治体的“头”的国王应该是一个“人身”(Person),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康托洛维茨为何会大谈国王的身体本身及其个体品格。
与格奥尔格一样,康托洛维茨相信,国家兴衰最终取决于王者品格。真正的王者是一种德性品质,而非王位本身。作为史学家的康托洛维茨当然知道,历史上徒有王位的王者何其多。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国王或皇帝与其他人不同,“不是因为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因为他们高瞻远瞩,处事英明”。13 弗里德里希爷孙两代帝王虽然未能实现德意志神圣帝国的统一伟业,不等于他们不具有真正的王者德性。
在险恶的地缘政治处境中,弗里德里希爷孙两人在政治观念上带来的变革,彪炳青史。正是这种王者精神,在康托洛维茨看来,才应该为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奠定基础。康托洛维茨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之后撰写《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为的是唤起德意志人对高贵的王者精神的景仰,而非像自由主义史学那样,去培植民主化的大众政治权利意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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