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弗里纳教授的观点。就如 Delia Baldassarri 等政治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准确地界定何为政治极化。

如果按照弗里纳教授那样定义“政治极化”，也许美国广泛一般公众真的并未走向极化。然而，如果按照另外一些学者的定义，所谓政治极化是指：“即使公共意见只在很少数的议题上有所极化对立，但，大的意识形态与党派化分界线的确清晰存在”。那么美国毫无疑问是存在广泛极化现象。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样专门研究美国政治的Robert Shapiro先生也向笔者指出：在这部2017年新著中，弗里纳教授开始更为强调“党派分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党派分类和激烈的两党竞争使得一党更有可能同时控制立法-行政部门，从而实现“一元化政府”，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美国政治上的情绪性对立。而严格定义的“政治极化”情形虽然可能真的未有增加，却只是一场并不那么重要的穿插表演节目。

虽然中美的政治差异极大，但是中国某些古老的政治智慧未尝不可为今日美国一用，尤其是中国儒家政治文明里经常强调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相忍为国的精神。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尚书》中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左传》中有云： “民”为“神之主”。近世中国知识分子也曾点出过：“党争俶扰，不但无裨于国是，而国是反因政党而碍其进行。”

越是政治上的精英人物，越应该侧重于体察和解决广大一般人民现实生活中所关注的实际真问题（比如切实解决官僚体系队伍的人员素质提升和加强良善公共治理的问题），而非整日纠结于自由-保守两派永无终止之日的意识形态争斗。如果弗里纳教授对美国政治的诊断是对的，那么美国广大一般民众现实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恐怕就是那种意识形态上旷日持久的鏖战了，而如果美国政治精英继续沉迷于那样的鏖战中，一意走“道之以政”的老路，也许只会激起选民在投票时更多的不满和怨气，最终冤冤相报，形成某种反复出现的“负能量”循环。这也正是贝淡宁教授所特别措意的“在当代大国进行政治建设时，中枢领导层的个人修养素质特别重要”那一层涵义。

另外，社会普通个体的高度政治化究竟是好是坏，似乎也值得思考与讨论。因为弗里纳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普通个体越是倾注情感于政治，他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看法就可能会越扭曲，越出离现实和越加怀有恶意。这与笔者2017年一篇小文中所谈的“意识形态先行，到哪都是种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往往都是说别人意识形态先行易，检视自身意识形态先行难”恰有相通。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坦率地讲，中国能向美国政治文明虚心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尤其是其国家体制中高度精密的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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