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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释古”何为?论中国革命之经、史与道
关键字: 中国革命历史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地主阶级农村批斗大会共产党土地改革疑古信古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苏联模式然而,与此同时,当地还有超过40%的农户属于缺地少地户,户均占有土地低于10垧。就此而言,尽管土地并未高度集中,但“土地问题”仍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老区土改显然不可能仅仅通过分配地主、富农家庭占有的那点剩余土地来实现“平均地权”,而必然要拿占主体地位的中农户开刀。
这里提及一下:早在1929年,中共党内就曾有人指出中国走“苏维埃”道路的一大困难是“土地问题的困难”。《中国到哪里去?》一文的作者预言:由于中国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故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便会“发生土地短少的恐慌”。如果将所有土地进行平均分配,则可能“使一部分中农反要在革命中丧失一部分的土地,则在农村中可以引起很大的不满意”。相比而言,“俄国土地问题没有遇着像中国这样的困难。”
事实上,土改“阶级斗争”的大幕在晋绥老区一拉开,随即遭遇严重的地主短缺。所谓“地主”短缺,其实质是土地短缺。此时,在运动形势下,“阶级斗争”的话语鼓噪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阶级敌人”的政治想象,而“从实际出发”的理念也一度被落实成 “坚决反对地主冒充中农”。结果,五花八门的“老区地主”(包括收租地主、经营地主以及化形的、破产的、下坡的、钻进党内的,等等)很快被“挖”了出来。据任弼时关于土改的报告,“蔡家崖一个行政村内,就有五十多家中农和富裕中农(甚至还有一些贫农)被错定为所谓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直到毛泽东亲自介入、“纠偏”,才遏止了这场“阶级敌人”通胀危机。
对于土地革命可能对中农造成的损害,《中国到哪里去?》一文的作者曾经深表忧虑。他指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他可能因此而动摇。但中农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生产上都是农村之主要角色,他若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势力,则革命一定失败。”北方土改期间,“侵犯中农”也是毛泽东高度警惕并反复告诫须力避发生的问题。他在杨家沟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然而,北方老区乡村现实与革命意识形态言说的巨大落差客观上又必然引发“侵犯中农”现象的不断发生。在此复杂情况下,中共最终顺应现实做出政策调整,对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三种地区进行区分。1948年2月初,毛泽东致电李井泉(时任晋绥分局书记)、习仲勋(时任西北局书记),提出在晋绥等老解放区不要推行平分土地,而只需“调剂土地,填平补齐”即可。他明确指出,在老区,“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前引表3中的“统计” 数据是1948年7月才公布的,显然是为了“实证”地支持毛泽东的调剂土地的主张。不过,其展现的社会图景则不会太离谱。
多年后,毛泽东回顾土改运动时曾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论:“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评论一方面点明了“土地问题”(特别是对无地缺地农户)具有的革命召唤力,另一方面也道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困境与纠结所在。
我们看到,就中国革命的过程而言,其复杂性恰在于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及其造成的革命实践中的持续张力。革命行动的发起要求“首先造成舆论”。显然,“舆论”并不是社会现实的消极表述或客观反映,而是构成一种积极介入性的历史力量。作为革命信念,“解决土地问题”在土改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某种超验性,而不被局部经验所证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者在行动过程中可以罔顾现实,而一味执着于其政治信念。与“上帝”问题不同,“土地问题”毕竟是俗世问题。从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无视客观的物质条件。事实上,在“舆论”推动下的革命实践无时不受到现实情境的约制,而革命者需要在此约制下随时调整其政治方案与行动策略,以求尽可能地切合实际。在北方土改中,对三类地区的区分以及“坚决保护中农”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与中共高层的实际理性。当然,同时还要看到,这一区分的微妙之处在于:它认可了中共治下北方老区的实际情况(中农为乡村社会主体),同时又在政治上维护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识形态言说的总体真理性。
透过北方土改的曲折反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实践是一个信念与实际相制约的充满张力的复杂过程。对中国革命过程的内在脉络(包括其内在的矛盾与纠结)的深入把握,正是释古的研究宗旨所在。它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疑古造成的“经”、“史”对立,而致力于在新的高度上理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内涵——笔者称之为中国革命之“道”。
疑古派(或考据派)执着于以史非经,故造反无理乃至革命有罪。信古派(或义理派)则针锋相对,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笔者主张释“古”问“道”,则是希望在疑、信之外开辟出独立的探究进路与思考空间。疑、信之争,集中在“理”的层面;释古则不同,专注于“道”的层面。笔者以为,所谓革命之“理”多是在“当然”的层面,而革命之“道”则可说是在“所以然”的层面。与“理”不同,“道”对应的是中国革命本身的历史性,而不必然涉及对革命正当性的政治肯定抑或否定。因此,笔者主要在“后革命”意义上使用“道”这个范畴。如果说“史”(其中既包括革命者编织的“经”,又包括大量被排斥在外的、沉默的历史存在)不独以记事,而亦载道,那么这个“道”则是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复杂历史线路。历史学者的“释古”工作,就是艰难地整理这些散落在“史”中的线路,探究其中的一个个“所以然”,借此不断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
本文仅以“土地问题”为具例,揭示疑古的局限之所在,并申明释古问“道”之主张。这里必须指出,关于革命之“道”的探究,实不必使问题意识受缚于“土地问题”,而应沿着革命过程本身的复杂脉络,另辟蹊径,努力揭示“土地问题”之外的话语—历史线索。仅就北方土改而言,其在实践层面的历史内涵也绝不仅仅限于政党意识形态层面所表述的围绕地权分配问题展开的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同时包含了“翻心”(思想解放)、“群众民主”、“领导生产”等一系列重要文化、政治与经济方案在内的错综复杂的现代性实践。但是,限于篇幅,不能就此展开详细讨论。
五、结语
“疑古”剑锋指向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政治神话性,而不能消解掉中国革命本身的历史性。正是后者把我们引向“释古”问“道”。建设中国革命史学,克服现下的“范式危机”,需要我们超越政论之“疑古”,而由学问之“疑古”进一步迈向“释古”。笔者相信,经历“疑古”风潮之后,走出经院桎梏的中国革命学势将进入新的“释古”时代。
非之颂之,岂若知之?疑古信古,究竟释古。谨以此十六字作为本文的结语,与同道共勉。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开放时代杂志”,作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李放春)
- 原标题:“释古”何为?论中国革命之经、史与道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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