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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望红:政府管人情酒席,家乡人双手支持
关键字: 农村三农回乡记春节对于办酒席的主家而言,一次性酒席赚取的人情礼金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客人而言,人情压力越来越大,一年碰上几次亲属办事,一年的收入就是给别人挣的了。在老家村子,村民们主要依靠在沿海城市打工或种植葡萄为生。前几年,打工收入不错,葡萄种植也正处于高峰期,老百姓的手头结余多,出手阔绰。但这两年,受到产业转型的影响,打工收入有所下降,葡萄种植也遭遇销售寒冰,农业收入大幅减少,老百姓手头的结余相应减少,人情压力让他们愈来愈坐立不安。现在一年一对40-50岁的夫妇,若在家中务农打小工,年收入不到2万元,但一年的人情开支至少8000元,人情占了全年近乎一半的开支,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人情都是一份无法逃脱的沉重负担。
人情异化之因民不知
原本温情脉脉的人情往来,在江汉平原无疑已经异化为敛财的工具。“敛财”并非大多数村民的本意,只是地方社会的潮流席卷着村民不知不觉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尽管主家与客家谁都没有在经济上受益,但谁也走不出这一人情泥淖,且越陷越深。江汉平原的人情压力,主要是不断增长的人情项目的压力,这一人情形态的形成,与当地的社会结构有关。
将江汉平原的人情,与同为原子化地区的东北进行对比,发现两地存在一定的差别。江汉平原与东北在人情礼金与酒席规格上类似,收支相仿,办酒席都可以挣钱。但是,在东北,人情项目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平衡,并未出现明显的人情竞争的局面,老百姓在人情礼金上的压力并不大。而在江汉平原,由于人情项目、人情内容与人情礼金的增长,形成了地方性的人情压力,人情高度异化。
两地在人情项目上的差异,受制于村庄结构所产生的人情是否可退出的影响。在江汉平原,村组界限清晰,小组内部成员之间日常的生产生活互动频繁,彼此之间的关联多,从而建立了村内比较稳定的人情关系。人情的范围发生在小组内部,即小组内部的成员必须参与到人情交往中来。如果有的村民参与消极,会受到其他村民的交往排斥。
江汉平原的人情网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村组内的村民关系和亲戚关系,建构性的朋友关系较少,人情关系具有先赋性。村民关系和亲戚关系都是必须得来往的关系,如果人情断掉,就意味着日后的友好关系就断掉了。而在我所调研的东北村庄,村内没有明确的小组界限。集体时期,村内虽然划分了小组,但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关系好坏随意划分小组,随意并未形成稳定的小组界限。所以,小组并未构成一个稳定的人情单位,而是由村民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构建人情关系,当地的人情关系具有极强的后天建构性。建构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关系可以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人情的可退出性更强。当地村民在预备酒席时,都有一个3-5桌的波动桌数,以应对两种类型的客人,即该来未来和不该来但来了的客人,这就反映出当地人情圈的不稳定性。
若社会结构固定了人情圈的范围,人情具有一定的先赋性,人情关系就不易退出,只要你办人情,我就必须得去,所以在人情项目可以挣钱的情况下,大家争相办酒席;反之,社会结构松散,人情圈不稳定,具有极强的建构性,人情就非常容易退出,你如果出于挣钱的目的办酒席,我可以选择不去,只要我断掉人情,你挣钱的目的就会泡汤。人情能否退出与稳定性,极大地影响了人情的竞争。
依靠百姓自身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挣脱越转越深的人情旋涡。
人情若能退出,如果有人将人情异化为赚钱的工具,很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你若为挣钱,我就不与你来往了,很多关系就会断掉。而人情不能退出,即使有人将办酒席作为赚钱的工具,亲戚和村民都必须来参与,关系必须得保持。当有的人将之作为赚钱的手段以后,其他人送的礼多了,亏本了,也跟着办起酒席来,慢慢地,人情的项目就越滚越大,所有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将东北的人情关系称之为软关系,当有人想改变人情规则时,不能够获得软关系的积极回应,所以缺乏人情项目竞争的强大根基。江汉平原的人情关系则相对较硬,当人情发生异化时硬关系不得不回应,从而为人情项目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性力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江汉平原的这种硬关系,是表面上的硬,它并未建立如同华南地区宗族性地区内外一致的硬关系,宗族性地区的硬关系具有强大的制定规则的力量,从而能够将人情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在江汉平原硬不够硬、软不够软的社会关系中,老百姓的个体力量是无力的,只能被地方社会潮流牵着鼻子走。当我问妈妈,“能否选择有些人情不走”时,妈妈说:“住得远的远亲,不走都没事,那些亲戚也不多。但是大多数人情你还是得走啊,因为住得近,本来一直有人情来往,别人要是办酒,你一次不走,肯定说闲话,你也不好意思,绝对影响日后交往。”母亲一席话,让我深信,依靠老百姓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挣脱越转越深的人情旋涡。
百姓期待政府解民忧
早在几年前,家乡的村民就开始哀叹人情压力太重,但是并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好在2014年,家乡乡镇在国家的号召下印发了关于国家公职人员与老百姓节俭操办婚丧酒席的公告,当时主要约束公职人员的酒席规模和排场,对平民百姓只约束酒席上的拱门数量。尽管当时针对老百姓只进行了拱门的约束,但老百姓对于政府出台的规定一片叫好,希望政府管得越多越好。三年来,老家所在县共有10个乡镇出台了关于遏制人情异化的规定,全县基本上刹住了“拱门风”,但是在人情项目的异化上介入不足,人情异化的现象还是未彻底刹车。
2016年6月,家乡关于政府限制酒席项目的规定不胫而走,据传,政府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岁),其他项目一律不允许办,“喜十”、考学、参军、乔迁、60岁寿酒、70岁寿酒等项目均被排斥在外。村民听说这一消息后分外高兴,我爸爸听说这一规定后还特地打电话给我。然而,没过几天,事情发展得令人哭笑不得。当时正值高考在即,一些村民听说这一消息后,纷纷抢在规定执行之前为子女办升学酒,大多数家长在高考成绩未出来之前就将酒席办了,一些家长在孩子还未高考之前就办了酒席,更有甚者,小孩还在上高一,就为孩子办了升学酒。结果,等到7月1日,政府没有强力执行传言中的规定,村民们担心政府总有一天要限制人情,又加速了办酒席的频率,老百姓陷入到更深的人情旋涡中去。在老百姓心中,他们既期待着政府早日整治人情异化之风,又担心自己在整治过程中吃亏,最终导致人情异化之风愈演愈烈。
在人情规则彻底异化的江汉平原,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老百姓将长期陷入“水深火热”的人情灾难中。我试探性地问妈妈,“如果政府真的出面管,你觉得老百姓支持不?”妈妈激动地说,“只要政府管,我绝对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我敢保证,其他村民肯定也会配合的。要是政府管下来了,你小幺以后肯定也不会不敢回来过年了”。看来,在理性人情的引导上,政府是时候强势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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