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来，贸易协定对美国政治至关重要。认为重新谈判贸易协定将明显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而“使美国再度伟大”的想法推动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

更宽泛地说，过去的贸易协定有损美国中产阶级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造成进一步破坏的看法已经在两党得到普遍认可。

正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美国知名的前参议员）曾经说的，政治辩论的参与者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却无权坚持自己的“事实”。现实是，贸易与全球化对工资的冲击存在争议，这种冲击也可能相当大。但美国上一代达成的贸易协定造成严重贫困的说法却荒唐可笑。

有关全球化对中产阶级的工资与不平等造成哪些影响可以争论。进口的增加使工作转移。公司得以对员工提出更苛刻的条件，特别是在有工会的部门，因为他们可以威胁采用外包。全球供应链的出现改变了美国的生产模式。

我的判断是，这些影响远远小于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这是基于各类经济研究、竞争超级激烈的德国的实际经验以及美国工人在制造业中的比例70年来不断下降这一观察。

特朗普想用贸易保护来刺激美国经济，只怕是用错药了

即便如此，我承认，全球趋势和新研究都显示，贸易对工资的影响远比10年前明显。但是，评价贸易对工资的影响与评价贸易协定是两回事。难以想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多边贸易协定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产生明显影响，原因很简单：美国市场40年前就几乎完全开放，当时美国尚未加入任何引发争议的协定。

比如，美国对墨西哥商品的关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前平均约为4%。中国在加入世贸之前拥有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与其他国家有平等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之前，美国对韩国商品的关税平均仅为2.8%。

听听反对贸易协定的主要理由，贸易协定与进口竞争的无关性就更加明显。这些理由极少表现为声称我们正在错误地消除美国的贸易壁垒。相反，反对者提出，谈判时应当在涉及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争端解决和汇率操纵等问题时对其他国家提出不同要求。我赞同对TPP的批评，但就算这些批评都正确，它们也不能支撑签署协议将加大美国中产面临挑战这一结论。

美国进口增加不是因为贸易壁垒的减少，而是新兴市场的确在兴起。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因为成功的经济改革和更深入的全球融合而不断增长。

无论有没有贸易协定，这些情况都会出现，尽管协定通常都成为改革的推动力。事实上，因为我们在协定中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减少贸易壁垒，外国决策者对这些协定最为看重的就是改革的推动力以及与美国的政治联系。

双方在这场争论中常常否认的真相是，TPP这类累积式的协定与中产工薪阶层的命运基本无关。美国人面临的真正战略选择在于以什么作为政策目标，是要让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繁荣，还是通过减缓全球增长、把商品和人员挡在门外的做法避免世界其他地区威胁到自己？

这样看来，答案似乎很明显。退回到昔日的保护主义，寻求阻止他国增长，这种战略不可行，而且会导致全球经济下滑。正确的态度是保持开放，同时找到相应办法帮助因为技术进步、贸易或其他挑战而被取代的国内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