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说这番话时语气委婉，谦和，甚至也许出于对某种禁忌的考虑，刻意淡化了“左翼”这个词的政治色彩，但他还是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政治立场，我们从中感受不到任何抱怨情绪。由此可见，陈映真对中国大陆发生的“历史的脱臼”以及蜕变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并没有在同时代人的误解和漠视中妥协，而是始终在坚持用自己的目光观察和打量世界，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展。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陈映真很少同大陆文学界就一些敏感的问题发表公开的言论。他似乎总是沉默或者低调的，唯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关于小说《那儿》的争论。

大家知道，《那儿》是作家曹征路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2004年。由于它首次反映了国企改制中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和带有鲜明左翼特征和悲剧意味的工人领袖形象，被一些“新左派”理论家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和左翼文学复苏的标志，并且开启了随后在大陆文坛蔓延和崛起的“底层文学”思潮。与新左派理论家的热情赞誉相反，《那儿》在主流评论界却受到了几乎一致的抵制和贬斥。其理由不外乎是“艺术性不高”或“概念化”等等，但真实的原因显然是《那儿》的左翼立场，而所谓左翼文学，在中国的主流批评家们看来，是一种僵化、粗糙，早已进入历史垃圾堆的劣等文学。所以《那儿》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实在有些刺眼和不合时宜的。

应该说，围绕《那儿》以及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展开的争论，是新世纪中国文坛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其意义丝毫不亚于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它的重要性在于催使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日益尖锐的思想分歧从某种隐蔽状态浮出水面，开启了公开讨论的局面。这既是中国社会矛盾积累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能量被重新激活的标志之一。而其中，陈映真先生的声音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他在《从台湾看〈那儿〉》一文中，结合自己经历过的台湾本土的殖民化过程，在为《那儿》遭受的诘难给予细致有力的辨析之后，进一步陈述道：

读《那儿》后的激动中，也有“这样得作品终究出现了”的感觉，觉得事有必至，理所当然。一九九○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四九年以后推动的生产方式，自然也改变了社会的下层建筑，而社会上层建筑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巨大变化。隔着遥远的海峡，我虽然关心这些变化，却无力掌握具体的资料，仅仅朦胧地知道有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告别革命”论和承认革命的合理性的争论；反对重返五、六○年代极“左”文学和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再认识，重新评论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连的争论。《那儿》的出现和相关的讨论，在少数的文脉中，《那儿》激动人心地、艺术地表现了当下中国生活中最抢眼的矛盾，促使人们沈思问题的解答。究其原因，曹征路恐怕是最后一代怀抱过模糊的理想主义下厂下乡劳动过的一代。这一代人要打倒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太少而不是太多的社会中从来未真正见识过资本的贪婪和残酷。而九○年代初以后的巨大社会变化，既催促一批作家随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写作，也促使像曹征路这样的作家反思资本逻辑与人的辄铄……

对于一向温和低调的陈映真来说，真是少有的激动慷慨。这是否是他长期以来跟大陆作家之间发生种种误解和隔阂之后首次作出的一种正面回应甚至“表态”？对此，也许持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而我从中看到的不止是陈映真个人的思想自白，而是一代人，即以乔姆斯基、德里达、萨义德以及马尔克斯等为代表的具有“六十年代”背景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魅力和毫不妥协的个性。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显然已经不足以承载他们所具有的思想重量，任何政治标签在这儿都显得过于轻率甚至轻浮了。在这个政治上日益单极化的时代，艺术的商业主义和学术的专业主义造就了大众文化市场的空前繁荣和人们心理上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症。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比如版税，获奖，以及如何被西方主流文学界所接纳；另一部分人则满足于优雅闲适的沙龙和小众趣味，流连忘返。正是在这种境遇下，我认为知识分子需要从陈映真所说的历史“脱臼”点重新出发，不管你持何种立场，都有必要让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介入到错综复杂的社会进程当中去。

用加谬的话说，这是一种“义务兵役”，对知识分子是如此，对作家和艺术家同样如此。

一年多以前。我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陈映真因中风而在北京陷入重度昏迷，正在北京朝阳医院重症病房治疗，据说很难再苏醒过来了。像几年前听说德里达和苏珊·朗格塔等相继辞世的消息那样，我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代人的渐行渐远和最后离去，意味着某种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了历史。但历史不会就此终结，任何值得尊崇的思想遗产都会像幽灵那样，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200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