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偿还的债务

刘红梅告诉记者，她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为了申请签证欠了亲戚一大笔钱。

刘和她的同事称，他们的雇主把加班费克扣到小于最低工资的程度，还故意收取不合理的房租。

雇主是50岁的中原武（Takeshi Nakahara），他和他的妻子从15年前就开始雇佣中国的“研修生”了。在采访中中原告诉记者，“没有日本人愿意在女装行业中做衣服。”

低成本是公司唯一和外国人竞争的办法。“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已经移到国外去了”。他说道：“这是仅剩的可以盈利的方法了。”

北野承认自己付给那些女工低于最低工资的加班费。但是他声称这是她们自己要求的。他说：“她们要求更多的加班。我告诉过他们了，这对于公司的盈利没有好处，但是他们愿意以低薪工作。”

虽然女工和北野之间的协议没有法律效应，但是在雇佣开始的三年之后被女工讨要加班费，让北野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女工向甄凯（音译）请求帮助。甄凯是一个在日本居住了数十年的中国劳工权益维护人。他在岐阜开了一家劳工权益维护中心，其中还包括让工人们临时休息的地方。

甄凯在他的劳工权益维护中心打电话

甄凯说，他同情那些雇佣“研修生”的公司，要不然那些公司就要倒闭了。但是政府才是罪魁祸首，因为政府让那些公司通过剥削工人一直存在下去。

甄凯说，“雇主经常来问他，你是想把我的公司毁了吗？”

最后北野和刘红梅在甄凯的调解下签订了和解协议，赔偿5800美元。

被思乡所折磨的刘红梅终于可以回家了，虽然她依然欠亲戚一大笔钱。而其他的四位女工拒绝妥协，选择留在日本继续斗争。数周后，她们决定接受价值10000到16000美元不等的和解方案。

最后，当记者问刘红梅从“研修生”生活中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她回答道：“只有苦涩。”

刘红梅（最右侧）和她的两位讨要薪水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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