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纽约客》的罗南·法罗（Ronan Farrow），《纽约时报》的约迪·坎特（Jodi Kantor）和梅根·图伊（Megan Twohey）等人还是为“#MeToo运动”写出了颇具文采的评论文章，至于“特朗普通俄门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哪家媒体做出过真正令人信服的报道。

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华盛顿邮报》，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及其他新闻媒体都错误地报道了各种古怪和不真实的事件，其中包括俄罗斯黑客攻击佛蒙特电网和21个州的投票系统、迈克尔·弗林承认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等荒诞的新闻，这些报道暴露出美国媒体对真相和准确性的厌恶已经带有明显的极权主义色彩。

即便是备受尊敬的《纽约时报》也因为“特朗普通俄门事件”失去了新闻信誉。他们曾发表了路易斯·门施（Louise Mensch）的一篇专栏文章，他在文中坚称特朗普已经遭到起诉并将被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取代。此人还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是俄罗斯特工，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则因叛国罪正面临着死刑。

相比之下，来自《拦截者》（The Intercept）的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以及来自《滚石》（Rolling Stone）的麦特·泰比（Matt Taibbi）（由于“特朗普通俄门事件”尚缺乏确凿证据，他们对此事件的真实性持合理的怀疑态度）等资深记者却被边缘化，他们已受到主流媒体的无视甚至是遭到驱逐。

美利坚合众国被公认为是一个实行法治的宪政民主国家。但可悲的是，“＃MeToo运动”和“特朗普通俄门事件”已经证明，美国如今正受到愤怒暴徒的支配，而法治已被媒体或私设法庭的审判所取代。

美国存在着强奸、殴打和骚扰男性与女性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事实。但在美国宪政民主的伟大传统中，即便像哈维·温斯坦、布雷特·拉特纳（Bret Ratner）、凯文·斯派西（Kevin Spacey）和罗素·西蒙斯（Russell Simmons）这样的穷凶极恶的人也拥有接受正当审判的权利，他们拥有与指控者当面对质以及在自我辩护时举证的权利。

在最近被指控犯下强奸、殴打或性骚扰罪行的110名男子中，没有一个人接受过中立仲裁者——比如法官和陪审团——的审查和判决。事实上，这些案件中只有9起曾向警方报案并被记入警局档案。此外，在这110名被告中只有14人承认自己有罪，而目前已有72人被迫失业。对于我们的宪政民主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些人本该拥有自卫的权利，但在极权主义国家，受到媒体及公众含沙射影的审判后，他们已失去自我辩护的权利。美国的法治生态已经恶化到这样的地步：只要用手指着某人并尖叫“我控诉”，那个人的生活和事业就会在一夕之间被毁灭殆尽。

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事件也是如此。俄罗斯入侵并操纵美国大选自然是有可能的，但要求为此提供可靠证据的人并不是叛国者，他们的举动恰恰是爱国主义行为。在极权主义国家，军事和情报界的一切指控都被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在一个自称实施宪政民主的国家，我们应该明白，指控并非事实，证据胜过信仰。

尽管关于俄罗斯操纵大选或俄罗斯人与特朗普相勾结的指控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真的，但我们要记住，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或俄裔美国人就是不可靠的或是怀着某种阴谋的卧底。

“#MeToo运动”和“特朗普通俄门事件”表明，当人们将指责与证明混为一谈并且向极权主义张开双臂的时候，当他们诉诸情绪而非理性的时候，当他们通过抱团兜售罪责、抹去某人的历史并让他突然消失的时候，当他们压制异议的时候，他们的做法都不符合一个充满活力的宪政民主国家对人们提出的要求。

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灯塔，而如今它正在迅速沦落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美国国内已经到处都充斥着崇拜权力、贬低真理的极权主义者。很多美国人已成为暴君式的公民，而随着“#MeToo运动”和“特朗普通俄门事件”的发酵并日益白热化，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我们内心恐惧和愤怒情绪的渠道，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美利坚的灵魂。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1月5日“今日俄罗斯”网站，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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