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领域的应用。

除了众所周知的高铁之外，最近两个新闻值得重视，分别是比亚迪的“新能源”云轨和中国中车的“新能源悬挂式空中列车”。这两家企业，一民营一央企，赶上了好时候，会在总装产品层面的技术选择上发生竞争。他们的竞争会成为中国健康产业竞争式升级模式的样板。

通信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经过2011-2016年这一轮移动互联网的洗礼，通信行业的基础设施及产业生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取得先手的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都已经变成数据传输企业。当前这个行业有几个变动：设备技术企业和运营企业之间界限开始模糊，华为基本法可能会松动，华为参与网络的运营，而运营商可能向内容拓展变成综合性企业；以华为为龙头的对图像等大数据的传输、分析的战役正在打响，这是信息技术里面的真正“硬骨头”，真正的大数据业务。云计算在喊了七八年之后，正在全面铺开。新的大规模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展开，而它的投资、运营主体将不再限于中国联通、电信等运营商。

半导体、显示科技等行业成为泛在信息网络的重要推动者

上面通信行业的深刻变革，对应的正是从2010年以前的语音传输为主体的业务，向2010年以后以丰富形态多媒体信息传输为主体的业务演变。中国移动、电信等走在前面的运营商，在业务总量缓慢上升的同时，内部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通信指向充斥大规模数据、非标准格式的信息，而它的输入输出端正是形形色色的感应芯片（半导体）和无所不在的显示终端。

在中国2014年启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以后，本死水一潭的国际半导体产业也掀起了一圈圈波澜。2015年起世界半导体产业进入大规模换股并购时代。半导体产业普遍认为汽车电子和物联网（IoT）将成为新一次十几年一见的行业革新的需求来源。在中国，一方面，国家基金支持下的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的骨干开始出现，如武汉存储等，另一方面，在显示领域，京东方在五年内从三星显示公司（SDI）产值的7%成长为76%，而且大胆畅想“泛在显示”的时代，成为拉动中国适应新大数据时期的科技巨人。考虑到中国的庞大市场和行动能力，这一物联时代很可能率先由中国拉动。

回到供给侧，摈弃陈旧意识形态

当前中国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最忌基于意识形态形态划分的“非左即右”的选择。

左、右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贯穿中国经济思想界、政策界的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这种思维往往把本来没有必然关联的东西绑在一起。比如说，这种陈旧的见解把经济上的“右”等同于“市场为主”，就是政策放松，就是“金融深化”、自由贸易、资本账户放开、外汇自由买卖、人民币国际化，拥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就是主推民营经济（媒体主推的民营企业家以房地产+互联网为主），最近几年又绑上了“消费主导经济”、“第三产业主导经济”、“支持互联网经济”等新成份。那么所谓“左”呢，就一下子全取反，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成了“左”，金融监管、资本账户谨慎放开、外汇管制成了左，最近几年又把“投资推动”和左联系在了一起。更有甚者，把这种意识形态延展到更远的领域。

这种非黑即白的立场先行的方法早已过时。比如说投资推动，要看什么样的投资推动。如果以投资推动为名，降低利息，反而进一步创造热钱进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领域火上浇油，那这恰恰和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依靠信贷滚动生存的那批人的利益相一致。

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思维，在国外也有根源。但这种思维无法适应2016年以后的世界。其中最尖锐的矛盾凸显在特朗普身上，这实际上关系到对美国过去发展历程和未来道路选择的解读：

众所周知，特朗普坚决反对克林顿夫妇，认为他们卖国，9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是是克林顿-戈尔集团政策的结果。同时，他视里根和更久远的林肯为精神导师。可是在当代西方思想界体系中，里根-撒切尔集团和克林顿-戈尔集团属于同一个时期，即西方70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个时代被认为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推进全球化，政治上西方自由民主一统天下，所向披靡，产业上去除管制，金融为王。如果里根-撒切尔和克林顿-戈尔-布莱尔是前后辈延承关系，那特朗普显然就神经错乱了。

然而特朗普并不是神经错乱，他恰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今天世界的问题根源来自克林顿-戈尔-布莱尔，而不是里根-撒切尔。产业上解除管制（今天特朗普也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金融产业上放任自由，恰恰相反，产业上以解除细节管制鼓励供给侧创造，恰恰和金融上加强监管限制泛滥的投机信贷创造可以并存，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搭配措施。这一点，本号会专文解释。所以，今天终结的美式全球化，并不是从撒切尔-里根时代开始的，而是从克林顿-戈尔时代开始的。

谁该负责？

回到历史，里根、撒切尔在80年代初面临着高通胀、社会懈怠、经济停滞等问题，他们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激励供给侧的思路是对的，保罗沃尔克用高利率的方法遏制住通货膨胀也是对的。撒切尔在80年代有明确的产业振兴计划，而那时欧美也出现了李艾柯卡这样把濒临破产的公司挽救回来的伟大人物。但是他们振兴供给侧的成就确实不明显，这有历史原因，但很难说他们要直接为后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负责。真正的过度金融化和空心化源自克林顿时代。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在类似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这个名词可能源自于贾康、滕泰等中国经济学家的所谓“新供给学派”。然而，这个新供给学派组成驳杂，内部学者意见很不一致。最麻烦的是，新供给学派里的经济学者都是宏观、财税方面的学者，没有懂产业的。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释，还主要聚焦于“三去一降一补”，这里面四个是减量（去、降），只有一个是增量（补），而且增量还显得比较保守，只是修补。事实上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增量为主。这个增量就是产业升级，真正的产业升级，不是喊两嗓子一拥而上的“升级”。这种产业升级是要走“三年储备-一朝发力-三年增长”这样锯齿状上升的路线的，是连续前进的，而不是整天琢磨“风口”在哪里梦想自己变成“被吹起来的猪”的。

中美2016年的道路选择问题，就是要继续鼓励社会走吹泡沫、表面互相吹捧、实则勾心斗角、巧取豪夺的道路（美国走了20年，中国走了七八年），还是要回到传统上比较朴实的筚路蓝缕、开拓边疆、自由联合、不断探索前进的道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