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国内。

第一个例子是天然气产业上下游基础设施。大家都知道欧俄之间今天在天然气上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上下游格局，这其实是前苏联时代，苏联用西德提供的贷款和技术造了几条管道（主要是1984年的北极光管道），而后奠定了今天的欧俄天然气经济格局基础。那么，在今天中国中亚天然气ABCD管道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等多条通路建成之后，也会形成类似的格局。在下游，比如管道末端，中国可能会复制欧美发展的路径，可能会出现一批投资，像储气站、调峰电站等等。城市燃气会大应用。现在天然气板块正在静悄悄的发生很多大事情。这是一块市场乐意参与的经济增量。

第二个例子信息基础设施。我不是说信息消费本身，而是说移动互联网迅速扩展的时候，所有人们终端在进行简单操作的时候，背后都是一个巨量的存储和通信的需求，它是要消耗能源的。而现在人们出于用户习惯及互联网界的怂恿，信息形态对应数据是越来越大的，从文字到图片到语音到视频。华为就是看到这个趋势，在通信、存储上发力，“太平洋那么宽的铁桶”就是说传输能力。举个例子，存储方面，从大城市的郊区到北方偏远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需求将迅速提高。数据中心能耗，2009年364亿度，2012年660亿度，占当年全国工业用电量1.8%。这几年估计绝对量又在提高，占全社会能源消耗比例估计提高的更快，以后还会升，到5%乃至10%不是没有可能性。

上述两个说的是社会资本可能愿意参与的增量，还有一些社会资本不愿意参与的经济增量。比如说主要是一些没有能力和无利可图的增量，我这边提出一些事关根本经济学理论的看法：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按照商业模式来进行的。国内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模式叫PPP模式，但事实上在社会上反馈不是很积极的。我觉得原因是在于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新型的模式还没有很充分的理解。第一，如果是可行的项目，搞PPP，只有财政部等政府主推者自己承担劣后级LP，社会资本承担优先级LP，至少这么保证一段时间，PPP才可能推得动，否则社会资本是逐利的，对于这种大型项目（PPP通常比普通商业项目设计金额要大），风险未知，企业家又不是傻子谁会参与，只有做好了一些，看到劣后级PPP也有的赚，还不错，政府亲身示范了，这时候企业家来参与，机制才转的动。第二，可以适用于PPP的项目也是有限的，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美好，目前来看，城市出租车、城市燃气、核心地块的道路基础设施（一定要有商住地块补偿）比如市政府搬过去的新城市中心，这是可以PPP的。其他项目是难以PPP的，有一类典型项目我称为巨型基建项目，比如说港珠澳大桥，它在物理上和技术上具有必要性，因为它能够拉动中国技术能力的提升——全人类也需要这种“练手项目”，但在经济上它是不太可能有盈利。前几年知名的杭州湾大桥，这么核心的地区，浙江一些民营企业被忽悠进去，投入几个亿，能分红的时候每年50万，还有大量不能分红的年份。所以这一类东西不宜搞PPP，不能陷入PPP模式的迷信。目前国内这种巨型基建，比如在建的几座跨海大桥，主要是地方政府担保的特殊平台公司+商业贷款，其实是不可能还本付息的，连付息都难——结果都是新债还旧债，债务存量越增加越大，中间形成的一些货币就通过信托等过桥窗口漏出去，又去玩纯金融虚转了。应当预见到这种结局，把巨型工程改成“货币注入窗口”，定期销账转化成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德国三十年代是有这个经验的，他们搞过Mefo Bills。搞出来的经验，因为当时依靠这种经验造了120亿马克的货币，修建了世界第一个全国的高速公路网。

如果说新巨型工程及金融方法是增量。现有存量债务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当前国内重型工业过剩产能的消化和相关金融债务的处理问题。在实业层面，过剩行业一定会发生行业重组，水泥快一些，钢铁慢一些，会有四五年时间。金融层面则是金融债务的消化问题。需要意识到，现代货币体系跟债务是紧密结合在一块，如果简单的消除债务，有可能导致货币连环的消失，这会导致一个经济上的“黑洞”，日本90年代后就深陷这个麻烦。如果“黑洞”产生——经济自发倾向于收缩，表现为挣扎着“还债”，越还债社会货币越紧缩，越不景气，这对我们中国摸索新的国际秩序，搞“一带一路”都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