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这种精神，200名前国防军高级军官和安全官员自称“和平与安全的指挥官”（Commanders for Peace and Security），在2015年回到了一条老路上，发起了“立刻分离”（separation at once）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展示了体现巴勒斯坦人口快速增长的耸人听闻的图表。他们表示，最初兼并西岸时，犹太人占约60%的多数，但15年内，阿拉伯人将成为该国人口的多数。

这样的论调给了讽刺电视节目《这是个超棒的国家》（Eretz Nehederet）一个小品灵感，该节目对痴迷于清点不同种族人数的做法开了个温和的玩笑。其内容是2048年（想必是因为这是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周年），一名犹太男子在本—古里安机场被告知他不能在节假日乘飞机出去，因为他出国离开会“打破人口平衡”并导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和约旦之间占多数——在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记录着一栏栏完全持平、胶着不下的人口数字的列表正在闪烁报警。“（位于西岸的）杰宁每年这个时候都很美，”护照管理人员安慰道，“而且那是我们的地方。”

以色列右翼有自己的一国方案变体：纳夫塔利·本内特诱人的构想，是部分或全部地吞并西岸，同时实行“充分的自治”，而非让巴勒斯坦居民拥有公民身份。总统鲁文·瑞夫林不时呼吁以色列进行兼并，给予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这种主张明显地改变了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更多领土且尽量减少当地阿拉伯人的愿望。瑞夫林此前曾号召犹太人大规模移民，以维持犹太多数。加沙和它现有200万人口的命运干脆被忽略了。无论如何，这个想法在以色列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它可能会引发宗派或社群间的冲突，正如黎巴嫩、前南斯拉夫或最近的叙利亚经历的那样。《国土报》警告称，一国方案“可能会将两国人民拖入无休止的内战中”。以色列中东学者阿舍·萨瑟在证明“两国方案势在必行”时指出，“推广一国理念需要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进行有计划的轻描淡写”。另一些以色列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以及认为两国方案必不可少的“离散”犹太人，为迎接1967年战争五十周年，建立了一个名为“SISO”的组织：拯救以色列，停止占领（Save Israel and Stop the Occupation）。

支持单一国家的以色列犹太人主要是极少数反犹太复国主义左派。他们声称“绿线”只是个临时的摆设。在那些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做了什么的人眼里，这是一种怀旧的执迷，怀念的是1967年胜利的“被诅咒的赐福”摧毁他们所谓“小巧可爱”或“美丽”的国家（Eretz Yisrael haktana/hayafa）之前许久的光景。“自由派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需要‘绿线’，以便将它之外的一切当成暂时的征服，”丹·拉比诺维茨（Dan Rabinowitz）和霍拉·阿布·贝克在他们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提出，“这使他们不必面对1948年以色列军事征服和种族清洗所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

一国方案的巴勒斯坦倡导者——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生活在西方国家——使用的理由不是人口、安全和多数，而是普遍的人权。公正和平等有赖于以所有公民共享的民主国家取代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由种族歧视和军事占领支持）。他们认为，这是消除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并为和解铺平道路的唯一途径。范本模型包括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以南非、北爱尔兰、瑞士和比利时为例。支持者强调公平性高于可行性。他们的基本依据是，1967年的占领是不合法的，1948年以色列独立、纳克巴开始的那次占领同样是非法的，定居殖民项目正处于高潮，它驱逐了巴勒斯坦人，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还将继续压迫他们。未来的方向就是放弃《奥斯陆协议》和“已经垮台的冒牌国家”（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要求“河与海之间的……所有居民”享有充分权利。

然而，一国方案的愿景并未伴随着任何连贯计划或时间框架。两边的批评者都认为它缺乏政治和心理两方面基础：在单一的国家里，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与大量犹太人一起生活，并接受位于人口密集的阿拉伯地区中心的犹太定居点。两族人民经济差距巨大：2015年以色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700美元，西岸为3700美元，加沙为1700美元。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财富和资源再分配，如此大的差距将使巴勒斯坦人永久成为社会底层。比尔泽特大学的萨利姆·塔迈里称，一国方案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项计划”。商人萨姆·巴胡尔（Sam Bahour）抱怨道：“没人能把人们在咖啡馆里谈论的东西清楚地阐释成一个政治计划。”一国方案的想法诞生自沮丧的情绪，而非实际的政治考量。考虑这个想法的以色列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自决问题忧心忡忡；毕竟以色列1948年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它75%的犹太人口都出生于此并且说希伯来语。既然“定居者”也成了“原住民”，也没有帝国主义的“母国”可以回归，那么这个问题显然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一国方案明显缺乏宪法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细节。

巴勒斯坦领导层中没有人支持这一想法。也没有任何推动它的巴以联合努力。它的热情拥护者阿里·阿布尼马（Ali Abunimah）口中的“勇敢无畏的提议”被许多人斥为天真、不切实际和不可实现。梅龙·本韦尼斯蒂言简意赅地描述了这一选择：“替代方案都是简单而残酷的。要么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将他们双双置于无休止的暴力之中；要么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让双方生活在基于主权共享的伙伴关系之中。”两国方案被准确无误地称为“最不可企及的选择”。但即便该方案现在是“痴心妄想”、陈词滥调或根本就再也无法实现，这也不意味着双方有任何一致同意创造单一国家的可能性。

在可预见的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单一国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状况或说结果，一种“无国方案”，或者用拉希德·哈立迪的话说，“强加的单一国家现实”。这意味着以色列武力维持下的现状会永远延续下去，领土被占、四分五裂且依赖性强的巴勒斯坦人也会一直处于被征服状态，即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自治，无论有没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协助。然而，或许在未来几十年内——在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争取两族人民平等权利的斗争将取得进展并创造出新的、迄今仍难以想象的变革机会。

《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伊恩·布莱克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