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HTC首席设计师简志霖泄密案，近来颇受到两岸工商业、社会与文化圈的关注。观察者网编辑很敏锐地点出他的疑惑：“按说挖墙脚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台湾何以往政治上靠？”面对这句判断，更精确一点是想问：台湾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为什么会特别展现跟中国大陆政府的紧张？当中是否呈现了某种微妙的文化政治与历史意识？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分成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泄密和挖墙脚不能视作同一回事。一般对台湾较少接触的大陆知识分子或人民，可能普遍有一种想象式的认知，或许认为台湾的现代化发展/运作略早于大陆，在工商业逻辑上，应该更多地体现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下优胜劣败、目的远甚于手段的经济性格，因此，现代性中的商业行为，例如泄密、挖墙脚，都似乎只该是在商言商，只需要视作一种世俗功利社会运作下的现实，甚至有其合理性，这样观察当然不能说错，然而，台湾更深层的主体文化人格，包括工商业的圈子，恐怕不能完全以经济性格来论断。

笔者曾在8月31日发文指出：台湾的企业规模乃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宏达电虽然不属于这一类，但作为一个本土大厂，它在很多方面，也必然跟中小企业的文化性格有重叠之处。这种重叠一部分指向：一定的忠诚度与道义/道德的期待。

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种倾向（似乎是很前现代的精神）？这可能起源于台湾自身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历史性——台湾的中小企业早年多由家族起家，在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这样的企业如果要进行制造、营销、贯串上下游，亲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彼此提携、支持、信任，是非常重要且核心的价值；另一方面，台湾早年被日本殖民的经验，也使得日本工商文化里提倡的终身雇用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被台湾的本土企业所吸收与认同，这些历史渊源下的文化逻辑，都影响了台湾人对于工作忠诚和人与人之间道义的重视，一直到今天，恐怕都不能说是完全失效的价值取向。

因此，假设台资企业中的某个员工极为优秀，如果他在“正常”（亦即没有泄密）的状况下，被其它公司挖墙角（台湾多用“挖角”），只能说他是以实力被其它伯乐所相中，原企业不会多所置喙，只能检讨自己留不住人。但如果说他运用非法手段，利用自己的职权，泄漏或偷渡原公司的机密，来获取个人的极大利益，即使这位专业人士因高薪被众人艳羡，但无论就工商界、或是市民阶层，对这样的行为和人格应该都不会认同。这位HTC的“聪明”主管，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然而，年薪已经算非常高（据报导超过台币一千万）的工程师，为何需要冒这样的风险，一则违法，一则背信？

我不知道这位HTC主管的个人实际状况，如果就一般的条件来谈，台湾近年高科技产业的薪资和福利，跟过去相比，其实大不如前，也影响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出走。

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最关键的可能是因为台湾在2011年正式废除了对高科技产业最优惠的“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这个条例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并在1991年由经济部正式送交“立院”通过。此法案保障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各项发展条件，举凡租税减免、技术辅导、工业区及营运总部的设立等，都有极大的优惠。

对于到达了规模经济的大厂，明明在发达起来后利润极高，也应该缴税，但事实上却因为有这个条例的关系，成为了另一种特权阶层，几乎不用缴税。所以，早年的科技业，往往以此超额利润给员工配股或发放绩效奖金。台湾人之所以过去非常羡慕所谓的科技“新贵”，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本薪高，因为他们真正的大宗收入来源，就是这些超额利润下的股票和奖金。

近年来，台湾经济受到全球不景气连动的影响，一般人民也兴起对公平与所得再分配的主张。“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就是在这样的群众的压力下，终于被废除。本来，就分配正义的意义上来说，此举有相当的正面性，但落实在高科技员工的身上，帐上净利自然是大幅缩水。昔日高薪风光不再，却仍然要每日长工时工作（从上午8点到晚上12点也不少见），恐怕没有哪几个研发工程师能满意。

而终究，为什么一个工商泄密案，会引发出台湾政府的高度敏感？一种理解的可能性是，他泄密的对象并不只是个单纯的私营企业，而是某市政府。早年台湾在戒严时期，“保密防谍，人人有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与信念，它将泄密跟间谋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社会与政治责任。尽管如今两岸关系早已不同以往，但将某种机密（尽管是商业机密）过渡给某政府单位，这提示出来的意义，就不只是工商竞争利基的偏移，而确实是文化与政治领导权的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