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南京大学荣誉博士默克尔女士刚刚结束了担任德国总理十年以来对中国的第九次访问，这使她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中的“老朋友”。我们同时不难发现，她在中国的行程之广也足以令她傲视各国同侪：除了在中国首都完成必修科目以外，她还亦庄亦谐地在南京、西安、成都、合肥、沈阳等地留下各种足迹，串过胡同、进过农庄，甚至还炒过菜。《明镜》在线的记者如此评论：默克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对中国那么关注。

仿佛是为了展现这种关注，这次默克尔除了率领经济界领袖同行，还把大半个德国政府带到中国来现场办公：六位部长和五位国务秘书一同前来中国，参加中德第四轮政府磋商——一种被德国驻华大使称为“两国政府内阁共同会议”的罕见的国家间政治机制。

两国政府在磋商后发表《联合声明》，从政治、第三国及第三方市场、经贸与投资、创新、环境和气候、教育与人文等五大领域达成42项合作共识。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德国政界和经济界对于中国的兴趣之广、渴望参与的程度之深，远超任何一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无论德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媒体在默克尔此次访华之前和期间如何放话制造紧张气氛——“这可能是默克尔历次访华中最困难的一次”、“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法兰克福汇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明显变冷”（《明镜》在线）、“中国‘可控的进攻性’举止已经‘越过了红线’”（德国对华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恨不得自己能够变身德国政府，直接向中国要价，我们也不能忽视上述基于理智分析的结论，即中德关系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为稳定、最有基础、也是最值得深耕的关系，这才是主线。我们正视问题和风险的同时，切切不可如德国媒体一般，刻意忽视和唱衰这条主线。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结论来之不易——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默克尔本人而言。

关注中德近些年交往历史的人都会记得，默克尔2005年接任施罗德出任德国总理之后，一度企图以所谓的价值观主导对华交往。2007年第二次访华后，她紧接着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甚至出言“我见谁不见谁和在哪儿见由我自己决定（而不容他人置喙）”，并且此前访华中没有向中国政府就此进行任何交流。同年，她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院党团炮制了一份《亚洲战略》，其中把中国在德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定义在所谓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如日本、印度之后，而且警告公众注意中国作为“体制竞争者”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中国越来越向西方提出体制问题，把自己看做政治秩序的替代性模式，这一模式在欧洲之外对德国和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构成挑战”。

不难想象，这种一连串明显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中德关系因此冷却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与此前科尔、施罗德执政期间的中德关系形成明显反差。当时就连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也私下承认：中国的重要性在日本之后？！有人把这话当真吗？

一份连自己人都不以为然的“亚洲战略”的效果可想而知。默克尔最终还是回归德国对华政策的传统基调，即务实和低调，从而开启中德关系的“黄金十年”（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语），也揭开了她作为“默大婶”在中国网民中的人气之旅。撇开其中可能涉及的个人因素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默克尔对华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呢？

首先，意识形态或理念指导外交行为并不符合德国的自身定位。出于历史经验，德国放弃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追求过、也惨痛失败过的大国野心，在国际政治行为中没有类似美国的“传教士和救世主情结”以及英国的“老帝国情结”，而是力图通过经济和贸易行为追求福祉和和平——国际政治领域有人据此把德国定位为“贸易国家”。

其次，德国从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执政时期就确立了在东西方之间的协调人角色。“以接近求改变”，这在冷战时期就形成传统，当前也没有理由放弃这一独特的国际政治优势。这一点不单体现在德国对华关系中，同样也体现在德国对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