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华为起诉所涉的，就是原则上用来明确国防部权责及预算使用办法的《国防授权法案》，具体针对的是《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第889条款。

我们回到法案原文，首先整理出889条所处的文本结构：

经查，889条即被归于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下的“门类A——国防部授权”（DIVISION A—DEPARTMENT OF DEFENSE AUTHORIZATIONS）之下的“标题8——采购政策，采购管理和相关事务”（TITLE VIII—ACQUISITION POLICY, ACQUISITION MANAGEMENT, AND RELATED MATTERS）之下的“副标题H——其他事务”（Subtitle H—Other Matters）之下的“第889条款.禁止特定通信及视频监控服务或设备”（Sec. 889. Prohibition on certai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video surveillance services or equipment.）。

而这一条款的原文在前两小节说明了禁止使用、采购、拨款或提供贷款的细节，对照华为起诉书中的说法也就是“它不单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自身购买华为设备及其服务，并且禁止政府跟其他购买或者使用华为的第三方机构签订合约、或向其拨款或提供贷款”。

不过，事实上原文共有五个小节，除了前两个小节是“禁止使用或采购”以及“禁止贷款和拨款”之外，后三个小节分别是“生效日期”（effective dates）、“豁免权利”（waiver authority）和“定义”（definitions）。

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条款，需要指出几个细节：

其一，据原文，禁止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使用或采购的指令生效日期是《国防授权法》签署的一年后，而禁止与其他第三方机构签约以及提供贷款和拨款的指令则是《国防授权法》签署的两年后。即这两个规定分别要在2019年8月13日及2020年8月13日以后生效（法案于2018年8月13日签署），如今尚未生效。

其二，原文规定了与该条款相关实体申请豁免的权利。根据原文说法，在相关实体要求下，美国行政机构的主管可以提出申请豁免——也就是不遵守这一条款的禁令。在这些实体提交“强有力的证据”给涉及的行政机构主管之后，该主管需在30天之内提交给对口的国会委员会，最后，如果国家情报机构主管认为这种豁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话，他有权提供这一豁免。

简单说，该条款给那些想要购买华为（及其他被点名公司）产品或和华为有合作的美国第三方机构、公司一个申诉机会，若能证明自己与华为等公司的合作无碍美国国家利益，则有机会不遵守禁令。不过，这一过程繁杂冗长，且最终由美国情报机关决定。

其三，也是华为提起上诉的直接原因，就在“定义”这部分。华为起诉书中指出：“第889节明确提到华为的名字，以立法的形式裁定它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确，定义部分不止明确界定该条文“所涵盖的外国”（covered foreign country）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所涵盖的通信设备或服务”（covered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or services）中点名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等中国科技公司以及“任何与上述公司相关的子公司或附属机构”。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定义”部分截图）

最后，原文还界定了整个条款的对象——“行政机构”（executive agency）的内涵，引用的是美国法典中的第41篇第133条的定义。其中光第（1）款就包括了美国联邦政府的15个部门（包括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等）。其他几款则涵盖了美国三军、其他政府附属机构与产业等等。

（《美国法典》对“行政机构”一词的定义，康奈尔法学院网站截图）

华为的起诉有没有道理？

清楚国防授权法的性质及2019财年法案中第889条的具体内容之后，再看华为的起诉就更有据可循。

首先，根据美国的宪法实践，司法机关可以对立法机关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如果经过审查发现某一部法律或者某一项条款违反了宪法，司法机关可以宣布其因为违宪而无效。因此，华为的起诉从美国宪法来讲是有依据的。

其次，正如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等专家提到的，889条在没有实际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关购买华为设备和服务，这就构成歧视。对华为这样一个市场主体乃至美国消费者来讲都是不公平的。

这一部分，华为已经讲得很明白，起诉书指出889条至少违反了“不能未经司法程序而实施褫夺公民权的法案”、“正当程序条款”、“归属条款”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分立。

根据前述对法案原文的对照可知，国会此次立法的确未经司法程序就“将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单独挑出来惩罚”，也用立法的形式“认定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联、暗示其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但并未交由行政机关和法院来做出此类指控并予以裁决。”因而，被“未审先判”的华为当然有理由诉诸司法寻求救济。

其实除了上述理由之外，法案原文本身也有定义模糊以及超出立法权限的嫌疑。前文提到，近年来，议员们常常在《国防授权法案》中附加一些其他与国防相关的“外围”条例，只因该法案被视为每年都必须通过。查看近几年的法案可以发现，正文开头说明立法目的时，除了“授权对国防部军事活动的拨款”等固有的国防预算直接相关事务之外，最后都会加上一句“以及为了其他目的”（for other purposes）。这样“搭便车”确实增进了立法效率，但程序上并非毫无瑕疵。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页截图）

首先，《国防授权法案》的立法精神在于审核、授权国防预算，主要对象原是国防部，所谓“其他目的”本就相当模糊。

同时，前文也已阐释，889条即被归于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下的“门类A——国防部授权”，并置于“采购政策，采购管理和相关事务”章节之下的“副标题H——其他事务”类别之下。也就是说，在这份包括了惯例上的国防部预算审核以及模糊的“其他目的”的庞大法案中，点名了“华为”的这一条文被归类在了最重要的“国防部授权”门类中与“采购政策”和“采购惯例”相关的“其他事务”。

没错，掌管财政大权的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规定国防部的采购政策相当正当。但在“国防部授权”门类下的第889条，却以“行政机构”主管（the head of an executive agency）为主语，而其引用的对“行政机构”的定义，笔者在前文也已说明，指的是远远超过“国防部”的所有联邦政府部门乃至政府相关机构、产业。以笼统的“其他事务”为名在《国防授权法案》中对所有行政机构发号施令，这就管得太宽了点。

那么，不论是国会超出立法权限或是法案本身存在的模糊空间，至少都有辩论的余地。而寻求司法机关“释法”则是合理合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