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和基层的政府组织，总体而言，危机公关意识是在不断提高的，危机公关与处理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摸索自己的方法。

在这次事件中，也有网友举出了4月1日四川省泸州市在一名中学生坠楼身亡后的危机公关。事发后，当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积极调查取证，安抚当事人家属。同时，针对网络谣言也采取了回应、反驳并及时发布调查进度。此后，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调查情况。泸县警方发布的通报也堪称详细和完备，全文包括接处警的基本情况、警方调查情况、事发当天还原、警方回应社会关切疑点、网上谣言澄清、后记六个部分，既有严谨的逻辑和详实的案情细节，又合情合理，充满人情关怀。

泸县政府的这次危机公关如“教科书”般，就是针对民众所想、所疑、所虑，予以充分的解释说明，而不是点到即止。

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中国强调危机公关，并不是为了通过这些来息事宁人和掩盖问题，而是勇于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存在，并加以解决。

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谨慎的评判和理性的议论。线下，不少北京市民主动前往大兴，给困难中的人们提供住处、热食和交通帮助。政府的一系列后续行动，也都是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

“塔西佗陷阱”后面还有什么

笔者认为，“塔西佗陷阱”的背后，一些更深层的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最近的事件中，诸多自媒体成为了舆论发酵的关键催化剂。它们发文速度极快，但并非像正规媒体一样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虽然正规媒体也经常有蓄意裁剪材料的行为，但有些自媒体根据道听途说的有限信息，按“逻辑”推测，甚至只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先入为主，危害可能更大。

这些自媒体的文字中，有添油加醋臆测事实的，也有表达阴谋论的。笔者观察到，有平日并不活跃，甚至在事发后才注册的微信公众号，用寥寥数语煽动性地议论“体制问题”，就获得了上万的阅读量。这对于事件解决不仅没有帮助，更无法引导人们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大兴安全整治事件中，地下教会的身影也若隐若现。前几日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一张写有为大兴困难群众提供帮助信息的纸条上，赫然出现了韩文信息。韩国恰是亚洲基督教对外传教力量最大的国家，在笔者居住的五道口地区，由韩国留学生和工作者开设的地下教会屡见不鲜。

民间力量帮扶困难群众，本来也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一部分，值得肯定与欢迎，但如果真与地下教会有关，却不能不令人担心。因为地下教会绕开了合法的监管，在发展信众和财务管理上不透明公开，尤其在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聚居区，更容易与封建迷信相结合，以吸引受众和非法敛财。地下教会与国外非法传教，甚至邪教力量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谈到，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会把维护社会有序和稳定，作为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前提，这对于正在转型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社会治理需要能提供足够力量的来源，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无法提供，便会有其他的力量进入。这些力量如果能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无疑是好的。但如果这些力量另有所图，且利用危机中大众的焦虑和恐慌，只会让事态更加恶化，让该保障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该伸张的正义无法得到伸张。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