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新锐女作家到左联作家到延安作家到共和国作家再到右派再到平反后努力工作，丁玲自我的强烈表现总是让人不能释怀，甚至觉得难以解释。世界已经进入表情包的时代，丁玲的面容却在渐渐淡去。3月4日是丁玲的忌日，我们谨能以一篇论文纪念这位一生坚强的女性革命作家。本文删节版原载《读书》2015年3月，此处刊出的为未删节版。（《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

一

在20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丁玲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革命”相始终的历史人物。这不仅指作家活跃程度和创作时间之长，也指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了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1920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的1980年代，丁玲一生三起三落，都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残酷地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在她青春犹在的革命辉煌时代，她是革命的迷人化身。孙犁写道：“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在她的晚年，革命衰落的年代，她是革命漫画式刻板面孔的化身。王蒙评价，她一生至死未解“革命”情意结，是一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

丁玲的一生，可以说活生生地演示20世纪中国不同的革命形态。1909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第二年，丁玲随湖湘“新女性”的母亲一同入读新式女校：31岁的母亲读预科，5岁的丁玲读幼稚班。那应是她革命生涯的开端。1984年，80岁高龄的丁玲雄心勃勃地创办了“新时期”第一份“民办公助”刊物《中国》。很多人对这一举动表示不解。李锐说：“总觉得像办刊物这样繁重的工作，绝不是一个八十老妪能够担当的了”。丁玲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耗尽在这份新式刊物上。其间的77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而走向革命政党的“螺丝钉”，从延安边区的明星作家、新政权文艺机构的核心组建者、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和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的受难者，到“新时期”不合时宜的“老左派”作家，丁玲不止用手中的笔，更用她的生命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称为“短促的”、“革命的”世纪。他的纪年法主要以欧洲为依据，这个世纪只有77年。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历史比霍布斯鲍姆所论述的，要更长、更广阔、更深刻，也更复杂和更酷烈，以至费正清说，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形态，在现代中国都发生了。而丁玲，是（这些）革命的一个活的化身：她是革命的肉身形态。

二

如何评价丁玲这样一个作家在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文学史的核心问题，无疑也是思想史乃至政治史的难题。

一般研究著作，主要关注丁玲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人们记住的，是那个在20-30年代上海文坛“挂头牌”的先锋女作家丁玲。在“民国范儿”风靡一时的今天，《良友》杂志上排在“十大新女性”之首的年轻丁玲，成为那个被美化的时髦时代的象征。人们又或者愿意记住的，是那个延安时期的“明星作家”丁玲，一身戎装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由“昨日文小姐”而为“今日武将军”，满足了无数人的传奇想象。而丁玲最辉煌的时期，是她50年代初担当新中国文艺机构首席官员的时候。亲历者这样描述见到丁玲的场面：“先从大门口传来一串朗朗笑声，丁玲来了！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情境，我毫不夸张，就像迎接一位女王……”（丁宁）。

但是，仅仅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理解丁玲，便会忽略她生命中许多更重要的时刻。

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秘密囚禁的三年，是丁玲一生最幽暗的时段。一个风头正健的革命女作家的人间蒸发，曾使鲁迅慨叹“可怜无女耀高丘”，更是此后丁玲革命生涯最重要的历史“污点”，最要说清又难以说清的暧昧岁月。晚年丁玲曾以“魍魉世界”为题，记录这段历史。鬼魅一般的影子生存，对于一生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和决绝投身革命之光的丁玲，是多么不堪的记忆，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吧。

1943年，是丁玲一生中“最难捱的一年”。她因批判性杂文《“三八节”有感》和小说《在医院中》，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点名批评，因主动检讨和毛泽东的保护，未受大碍。但南京被捕的历史，却使她成为“抢救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亲历者描述，“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那“可怕的两个月”对她是“恶梦似的日子”，“我已经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丁玲日记）。虽然不久“特务”问题得到澄清，但这个“历史的污点”此后伴随丁玲一生。“新时期”平反的作家中，丁玲是最晚的一个，仅次于胡风，关键原因就在这“污点”无法在一些革命同志那里过关。1984年拿到“恢复名誉”通知的丁玲感慨：“40年的沉冤终于大白了，这下我可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