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尚且极力否定，更不要说TPP了。美国不可能退出WTO，但区域自贸协定是可以舍弃、修订的。如果特朗普上台，区域自贸协定进展势头可能会减缓，甚至停顿。

钟伟：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率先走上了量宽之路，目前已处于放弃量宽和加息的拐点。但欧美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滞后于美国。这是否会使得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更有干预之心？近期包括美国财长在内的一些政要，以及特朗普等人甚至用“掠夺性”来指责人民币汇率政策。两位觉得在美国大选的政治生态中，人民币汇率是否仍会成为敏感的靶标？

何帆：汇率问题一贯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这意味着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国外的收入增加程度以及购买中国产品的意愿程度，而由汇率影响的价格竞争力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始终把汇率当作一个靶标。最近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是，“害怕浮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害怕人民币过度浮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处于一种两难：既要求人民币更加市场化，又不愿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或许，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将逐渐向一种更为稳定的汇率安排转变，但这需要重大的改革。

梅新育：大选期间，美国政治家肯定会更多地拿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汇率说事；同时，由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在货币政策不同步所导致的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中遭到巨大削弱，美国也就更有能力强迫其他经济体接受自己的要求。

钟伟：美国似乎在美元的国际地位、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领域存在一些不安全感。这也许和美国全球战略焦虑感有关。例如近期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就反恐和爱国法案等敏感问题，沙特甚至威胁说不排除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选项。同样，美国股市和债市也面临调整压力。两位觉得美国对自身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政策的调整，可能产生怎样的外溢效应？

何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恩怨更多地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感到战线太长，希望有所收缩，于是更多地在中东地区施展“平衡手”策略。沙特阿拉伯出于不安全感，希望增加自身重大决策的独立性，这在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窥见端倪。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其国际收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增长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走强，进口将会增加，但出口未必同步增加。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的快慢、政治两极化、贫富分化等，都会影响到其财政收支政策。

梅新育：就理论而言，美国的政策调整努力方向应该是压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特朗普对此主张尤甚。据此，许多人担忧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可能会变得内向，并有损中国的出口。同时，某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成功路径，美国有些势力也企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美国市场，扶植他们以抑制中国，侵蚀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换一个视角，如果美国经济变得相对内向，也意味着中国的后发竞争对手要想复制中国的成功路径没那么容易了。同时，一个更加强调美国国内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朗普总统”，也意味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机会会更多。

关于美国与沙特的矛盾，如果沙特全面抛售其官方美元储备资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沙特自己的伤害都超过对美国的伤害，因为目前美方公布的沙特持有的美国债券仅为1168亿美元。

从1970年代起，美国自身在经济上对沙特的需求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沙特向美国提供稳定可靠的石油供给；沙特石油美元回流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目前美国基本实现了能源独立，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甚至将油气出口视为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一大增长点。另外，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初期，美国需要沙特等国石油美元回流以支持美元稳定的话，则现在已不可同日而语。

钟伟：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有显而易见的利益分歧甚至冲突。在过去，人们习惯于使用“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来形容美中关系，但随着美国大选所折射出来的保守和孤立主义氛围，人们开始担心美中之间能否有效建立互信，管控冲突。在两位看来，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还存在哪些必须关注的风险点？

何帆：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应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局部恶化。如果希拉里当选，安全问题会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突出；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矛盾焦点。特朗普当选之后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的政策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易于引发误读和冲突。中美之间的互信程度正在下降。处理中美关系应该更多地采用危机管理的思路，放过小的摩擦，集中防范重大的潜在冲突，增加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对双方利益、立场的分歧有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

梅新育：如果特朗普上台，中美之间政治摩擦会趋向降低，经济摩擦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上升，但未必能持续多久。

审读特朗普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开篇他就明确提出，要“用目标来取代盲目，用战略来取代意识形态，用和平来取代混乱”；他强调，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可以猜测，如果未来进入“特朗普”时代，美国主动挑起的直接的对华意识形态摩擦的烈度将有望明显降低，中国与美国在实力基础上达成务实交易的概率也许会提高。但我们也不能把特朗普主张的美国在海外的有限收缩，等同于中国获得了在海外全面伸张影响力的机会。中国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要积极稳妥、谨言慎行。

钟伟：谢谢两位的参与。在两位看来，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的经济政策延续目前奥巴马政府基调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么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可能更为内向和保守。两位都认为，未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为宽松的可能性不大；而对目前奥巴马力推的TPP以及TTIP的前景，两位则都不看好。何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更谨慎地强调管控风险和危机，而梅教授则对特朗普主义的淡化意识形态、强调经济务实交往抱有一定的期待。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变局仍在演进之中，有待我们持续观察。（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本文刊于《中国外汇》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