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求高质量的城镇化，追求让所有人享受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包容性城镇化，前提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产业升级还需经过较长时期奋斗。

在当前阶段，受产业分工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制约，农民进城务工收入很难提供其全家在城市体面生活的条件。通常被批评的农民工“两栖”形态和我国“半城镇化”模式，归根结底，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所处发展阶段，没能力为所有人提供高品质现代城市生活造成的。

土地制度要继续服务于中国城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相对于整个广阔国土和庞大的农民群体，城镇建设永远是星星点点状，调整建设用地制度所实现的财产权保护，保护只是城郊村和城中村的“农民”。这个群体，既不是农民中的弱者，也不是新兴市民中的弱者。培育一个通过单纯土地占有就可以获得巨大社会财富的食利群体，不是现代社会制度的目标。

中国正在追求近14亿人口规模的城镇化与现代化，这个过程必然漫长而充满风险。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农民进城提供退路，为中国这辆奔驰中的城镇化快车提供保险。有了农村土地和农村住房，城镇才是农民可自由选择的奋斗目标，而不至于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城农民那样坠入贫民窟。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坚持社会兜底的基本功能。

五

中央反复强调，当前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触动公有制底线。讨论我国土地制度及其改革问题，必须从《宪法》出发，即在《宪法》第6条中规定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从我国《宪法》开始讨论土地制度及其改革，与从德国民法或是美国联邦宪法开始讨论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野。宪法不是能超越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其基本政治目标，物权法更不能“中立”于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

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可用“地尽其利、地利共享”八个字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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