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们应该记得，去年大约这个时节，一位博士生写下的回乡见闻在观察者网引发热烈讨论并就此刷爆了朋友圈（《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昨日，一篇十万加的《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如歌如诉，再次叩击读者心灵。（这篇文章我们附在后面。）

有趣的是，这两篇文章均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策划作品。这个专业由中文系和社会学系联合建立，旨在突破纯文学的狭小天地，解析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的产生机制，重启人文知识分子介入更多现实领域的能力。国内和香港均有几所学校设置此专业。十多年实践下来，既开启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视野，也成为制造更多论文发表机会的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平时相对平淡的学科，在这两年的年关都意外地通过乡愁主题刷屏。

相比王磊光的文章，黄灯的文章更多借鉴跨学科研究材料，既有长年下乡蹲点的贺雪峰三农研究团队出现，也有多位文学家乱入，客观体现了文化研究的知识组合，既揪心也让专业人士有点吃不准。

观察者网邀请贺雪峰的学生和中信青年学会的研究者们非正式讨论这篇文章（主持：余亮；参与者：中信青年学人）：

陈柏峰（常年下乡研究，著有研究乡村灰社会的力作《乡村江湖》）：文章挺好！有深刻体会，但是外部视角。

李晟（法学研究者，译有波斯纳《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应该没问题，但是代表性……我只能说我能接触到的农村家庭还没有这样的。用这种文学写法，各个阶层都能写的很悲情吧，包括我们前不久讨论过的高校青椒也是如此。

陈柏峰：这样的家庭也不少，幸福很脆弱。

李晟：是，这篇文章就是让人感觉幸福很脆弱，不过这个家庭本身也更脆弱一些吧。我刚从常德农村回来，从简单的观察样本出发，似乎普通情况没这么脆弱。

余亮：我的看法是，个案有个案的价值。但是一个悖论在于：论农村问题文章只要能爆款传播的，都是无意中满足了都市网民圈的乡愁趣味，而对事情本身没啥帮助。想想前年王磊光那篇博士回乡爆款文章，基本属于同类，黄灯这篇更细腻，成为某种文学替代品（此文首发于文学杂志《十月》）。体现了文化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心性，更能和已经进城的小资读者产生共鸣互动。文中可以清晰感受到那种熟悉的味道：一边是国家，一边是资本，我们夹在中间很无力。

《乡村图景》一文作者黄灯婆家的全家福（2006年新年）

陈柏峰：你说得对，所以说是外部视角。作者觉得很惨，农民并没有。作者的视角有一定道理，也很有意思。（陈柏峰推荐了另一篇农村研究作品，附在文后）

吕德文（三农研究者，著有《乡村社会的治理》）：此文蛮好，细腻。就三农研究专业而言，缺乏总体视野。当下农村和农民是历史最好时期。解决了温饱，大量家庭还迈进小康。须知，十多年前都不是这样。所以，强调悲情有那么点儿矫情。

支振锋（法学研究者，著有《西法东渐的思想史逻辑》）：从经济上看，农民是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但是，从精神层面看呢？恐怕就不一样了。在传统上，家族虽然是压迫的工具，但也是很多人最后的依靠。可是在今天，小家庭都是脆弱性家庭。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除非是大富豪，一般的中产阶层以下，恐怕还是缺乏安全感的。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现在社会的特点，就是家庭逐渐的小型化，碎片化，不稳定化，以前一直与之相适应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有机共同体消失，所以人们才有漂泊不定的感觉，才有更大的不安全感，以及焦虑感。所谓脆弱的幸福，大概也与之有关。

雷少华（国际战略研究者）：文中提到结婚早，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19岁、20岁的妈非常多，真的是连自己生活都照顾不好，根本没法管自己的小孩，我当时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年轻一代的妈，根本就没有母乳喂养的思维，直接买各种杂牌的婴儿奶粉冲了就给小孩喂。我做论文去过全国不少省的农村，现在留守儿童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农村现在第二大问题是垃圾遍地，河道、田间地头，全部都是生活垃圾。很多地方新农村建设，道路都硬化，但是没有垃圾处理，由于现代生活方式改变，连蔬菜都是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包装袋、啤酒瓶、硬纸箱子，每天大量的垃圾，让农村青山绿水只可远观。

李晟：作者的外部视角，也包含了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这个家庭的状况吧。就是说，作者认为自己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也就有责任对家庭发挥同样的作用，把家庭从农村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所以也就有很强烈的外部视角，而不是进入到农民自己的体验中去。而这个家庭恰好又存在自己特别的内在问题，所以外部视角看来就更悲情一些。

陈柏峰：也模糊触及了阶级生产问题。

吕德文：说农民安全感，现在也很好的了。几十年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农民还可以有退路。当然了，社会价值的巨变是事实，可这不是农村问题。

黄灯嫂子带返乡的儿子在菜园

余亮：文章最后触及资本下乡问题，你们怎么看？

吕德文：资本下乡是很有问题，她只是提了一下。资本下乡倒不一定和土地私有化有关，但资本天然会排斥社群，加剧村庄瓦解和农民分层，社会关系前所未有地资本主义化，这才是巨变。

李晟：我倒觉得这种悲情叙述恰好可能会成为资本下乡的一种合理化论证，指出农村现在已经崩溃，只能靠资本下乡来解决。

雷少华：不必去从作者写作动机和手法去看农村，也许她讲的是一个案，不过现在农村的结构在资本、城市化以及更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下，已经打得很散。本来把人民组织起来，是我党最大的能力之一。如今基层组织基本崩溃，人心也散了。老百姓身边的事情没人管，原有的血缘为纽带的宗亲势力也很弱化，年轻人更没有畏惧感，所以宗教势力趁机填补这个真空，很多地方赌博成风。

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基层组织彻底崩溃，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公共建设没有人来组织和动员。我们学院被安排了一个扶贫乡进行对口支援。实际上国家给这个贫困乡的资金支持不小，但是根本没人愿意出功出力。国家给的道路硬化的资金，有利于每一户人家，但是农民不愿意出功出力。最后靠乡镇用威胁的办法，逼着每家出劳力，才完成了道路硬化，把国家给的钱才花出去。

研究社会学的新疆籍青年学者祖力亚提·司马义提出了一个有趣又动人的问题：

文中所述与费老《乡土中国》笔下农村的和谐田园生活是两个世界，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中国农村？

吕德文：费老的是，或者说两方面都不准确。费老的叙述不是说农村是和谐田园，他只是描述了乡土中国的基本制度构架。只是很多知识分子愿意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而已。事实上，这些制度架构后面，存在阶级压迫等问题。所以，把费老的描述和毛泽东等人的观察放在一起看，农村才是真实的。

现在同样如此，说农村家庭脆弱是事实。可问题是，现在的农村已经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十多年前农村温饱还没解决，有多少悲欢离合，只是没人去关注而已。现在大多数人进城了，有乡愁了，倒是关心起这些问题来了。所以啊，乡愁本身也是这个美好历史时代的一个缩影啊。

我们就用吕德文的回答作为这次讨论的结尾，更深的讨论和介入等待更多的聪明才智和实践能力。感谢王磊光、黄灯等分享自己的乡村经验，感谢青年学人脚踏实地的调查和讨论。每逢春节，人们的心中泛起乡愁，这也是中国人不忘故土的情怀体现吧，惟愿这情怀能通过新思想新技术新产业真正逐步解决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黄灯文中配图：农村废弃的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