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85 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是在报告中、报纸上还是在高高的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沉溺在自己的谎言之中，为彼此颁发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回顾苏共执政74 年、苏联立国69 年的历史，从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到带领苏联建成全球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再到一朝倾覆，黯然出局。正是由于停滞、僵化的“苏联病”弊端，不但导致苏联政治笑话的蔓延，更导致苏联崩溃情绪的传染，人们对官方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下降，崇拜西方的意识在“夜间人”（指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一致，到了晚上则露出真实的一面，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或批评时政）和“厨房辩论”（指关起厨房门与家人或朋友悄声议论或批评政府，以避免政治麻烦）中滋生蔓延。

还有这样一则笑话：

—问：什么单词以r 开头且没有结尾？

—答：重组（reorganization）。

可以想见，当人们看不到任何变化的可能，感受不到任何改革的脉动，不但说明政治输出端的创新功能被闲置了，也说明社会共同体的创造激情被戏弄了。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的征兆。其实，这种政治僵化的后果并不见得比政治腐化的后果轻微。

“美国方案”与“苏联方案”都不是标准答案

古往今来，腐败现象和腐败治理如影随形。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不断提出并实施各种方案，试图将腐败现象背后的公权驯服，将隐藏于腐败问题深处的私欲改良。然而，就苏美这样的大国来说，成效确实不如想象的大。

曾有西方专家指出：“苏联的错误在于将利益这一因素从经济因素中移除，认为割裂利益同经济活动的联系可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足够的条件。”但从腐败和治理腐败的角度看，苏联失败的根源并不是“去利益化”，而恰恰是“利益集团化”，或者说国家经济活动和相关利益落入了“少数特权派”的私囊。

美国的“体制性腐败”问题实质上颇为类似，正如“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现在的体制使穷人处于其他人的视野之外”，美国因财富分化等因素导致的贫困水平甚至比俄罗斯、波兰和韩国都要高。因此，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经评论说：“我们和贫困奋力一战，结果，贫困赢了。”娜奥米·克莱恩在其专著《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指出，美国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现为，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很高的孕妇和婴儿死亡率、极高的儿童贫困率、最高的成人肥胖率、最高的入狱率和第二高的谋杀率。

里根总统

归根结底，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视窗，检验的是“国家提案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就“美国方案”来说，主要是以利益冲突防控为核心理念，建立起政商两界“区隔前台、打通后台、相互站台”的“旋转门”机制，辅之以竞选类政务官（政治家）和考绩制事务官（公务员）分途共治的公职谱系，以及市场化的薪酬体系和开放参与机制，从而分散腐败风险，改善政治“观感”。

相比之下，“苏联方案”则主要是以政治治理统摄乃至“覆盖”国家治理体系为核心特征，建立起以干部委任制、终身制为基轴的公职配置机制，以及以供给制为基础，并由特殊津贴、特供商品、特享别墅等共同构成的干部福利保障体系，从而在对干部利益和欲望进行“结构化满足”的基础上，弱化执政党核心成员和团队成员的贪腐动机。

其实，这两种“大国方案”都不是腐败治理可以照抄照搬的标准答案。正如事实一再揭示的那样：“美国方案”究其根本是一条竞逐经济特权之路，而“苏联方案”察其始终是一条追慕政治特权之路。衡量社会成员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志，是能否成为各自“特权俱乐部”的一员—区别无非是兑现或变现特权的地方，究竟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克里姆林宫。

坦白说，这两条路都不怎么样，别的国家也走不通。它们不能提供简单克隆的“大国基因”，也难以带来可供通篇抄袭的“强国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