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美国比苏联命好呢？第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底色，美国的人口底色比较个人化，没有像哥萨克、乌克兰、波罗的海和中亚共和国这种历史传统文明加入。像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讲的，美国是“抽象化的人”，美国大多数都是为利益而来的、没有历史包袱的移民。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在60年代之前，从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搞持续性的民族归化，强行同化不同民族的移民。到60年代开始搞多元主义，等于他这个未完成的任务才开始往回撤，所以美国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害了。如果沿着60年代之前的路线继续往前走，美国的民族建构的过程是可以继续上升的。新中国的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当年苏联的影响，吃了一些亏。原因就是忽略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与美苏这样的联邦国家有本质的区别。

2. 政体的创设

美国建立了一个“国王般的总统”，当然这个词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定义不一样，大多数时候是指二战后总统权的扩大。但其实从华盛顿开始，总统就像是一个国王。咱们国内的一些历史教育宣传说华盛顿不当国王，他有多么伟大。其实他真的是当不了，没有那个实力和威信；同时在当时的新宪法体系里面，实际上已经最大可能地实现了他做国王的欲望。托克维尔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既然美国人不搞国王，为何处处模仿国王的气派呢？扯远了。回到美国的政体，美国在行政权上建立的是一种人格化领导的体制。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一种苏维埃，后来苏维埃固化之后变成委员会，它建立的是一种由民主集中向集体领导演变的行政权制度。

由这一点来看，美国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苏联搞的是在一个委员会内部的平衡，而不是制衡。

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其实我现在没有想清楚，我还不知道，没法回答，但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走向了低效腐化的“否决体制”，不同权力部门之间互相掣肘，最后卡住了，谁都走不动了。苏联这种体制走向的结果，要么就可能是没有效率，要么就可能导致个人专制，因为大家都不负责任，总需要一个人负责任，而负责任的人必然享有崇拜，享有专断的权力。似乎这两种可能咱们中国人也都经历过，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要不断地改革，但决不意味着搞美国式的制衡就能解决问题，因为美国的前车之鉴正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美苏的政体弊端，都算是“殷鉴不远”吧。

但有一个角度值得中国人乐观。苏联、美国这两个国家都缺乏中国长期官僚政治的传统，缺乏具有天下担当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支持性力量，所以美国的制度就变成了资本精英的一个猎场，大家在这打猎、赚钱，苏联的制度就变成了一个技术官僚和工程师的特权机器。新中国的制度土壤，应该说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革命进程来，都是优于美国和苏联的。我很自信这种优势会逐渐地显露出来。

3. 政党制度的产生

这个我不展开了，就说一句话，美国是先建国后建党，俄国是先建党后建国（这一点与中国近似），所以两种政党制度、以及党的宪法地位，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华盛顿反对党派，他在告别演说中对当时出现的政党萌芽大加批评。所以美国的发展是从无党或者说一党往多党的方向发展。

而苏联恰恰相反，列宁一直主张民主，主张党内民主，主张多党，最后不得已得一步一步走到了一党。

这个历史的逻辑我没想通，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革命后的外部压力是在变紧还是变松。很显然，美国是在变松，俄国是在变紧。理解这两场革命，决不能脱离开这个因素。

三、革命如何“完成”？

每个革命之后都面临一个如何完成的问题。

美国采取的方式是通过立宪，通过“革命的反革命”，通过以《宪法》来反对《独立宣言》，给革命刹了车，把问题解决了。

俄国革命呢，这个过程我不是专家，大体的印象应该是通过官僚化的方式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

究竟哪个方式更好？我也回答不了，不过有两个人的回答值得参考。一个是美国革命之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在制宪之后很不满，认为宪法有负于人民的革命追求，所以提出美国“每二十年需要一场革命”，每一代美国人都有权重新选择自己的宪法（当然他当了总统之后就不再这么说了）。另一个是俄国革命之父之一的托洛茨基，他也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如果他做了苏联的领袖，他还会这么看吗？没人知道）。显然，作为这两场革命的重要灵魂人物，杰斐逊和托洛茨基对革命的结果都是不满意的。（列宁如果活的更长些，会不会对十月革命后来的结果满意呢？或者他会不会改变俄国革命的轨迹？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思考，但永远不会有结论。）

与这两场革命相比，我要向中国革命致个敬。美俄革命都是在革命高潮之后迅速地走向了制度化。制度化当然有其好处，可以迅速转入稳定和发展（如苏联），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如美国），毕竟革命是头难以控制的野兽。但是革命完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制度的固化和衰变。我个人在制度问题上持比较悲观主义的立场，我是严厉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制度决定论”的，因为所有制度都不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它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并且任何制度都会逐渐积累矛盾，积累“熵”。制度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任何制度最终都会变成自己的敌人，任何好制度都注定要变成坏制度。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衰朽的问题。

这一点，苏联的制度已经证明，美国的制度正在证明。